出逃以前

--------------------------------------------------------------------------------我们逐渐将话题引向了太后出逃前后的那段历史。

1948年的冬天。那时，雨雪交加，鸡鸣之声不断，傅作义的军队多数己撤入城中，解放军试炮的炮弹己经落在东单广场上。满街都是士兵，我家也未能幸免。一个国民党军官闯进我院子，说他的家眷要住我租来的空房，因为孩子去了外婆家，冬天房子空着。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嘴皮子再厉害，也敌不过枪杆子，就像《诗经》中所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据说鸠的粪便有恶臭，一旦拉在鹊巢里，鹊只能避开。我无处可躲，只能紧闭门窗，躲在屋子里。我的病情日益恶化，百无聊赖之际，便想起请老宫女讲讲太后去西安的事。

然而，老宫女委婉地拒绝了。她说：“我自13岁入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只要出了神武门，东西南北全然不知。我怎么敢讲老太后去西安的事呢？那时我坐在蒲笼车里——那是一种东北常见的车子，车帮上两边各有两个槽，里面放着一丈多长的竹板子，搭成弓形放在槽里，再用芦席铺在架子上，外形像罗锅桥的桥洞，既可以遮阴避雨，平时又能通风。出逃时，我们这些下人坐的就是这种车。因为铺的东西少，身上长满了痱子，衣服都臭了，头发根下成片的痱毒，坐一天车摇得骨头节都酥了。反正我也想开了，什么也不问，车拉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昏天黑地地过了两个多月，又能说什么呢？”她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一口气说了很多。我安慰她：“您别急，慢慢想，分阶段地想，总会想起来的。比如出逃前的情况，逃跑那天的早晨，第一天的路上，第一次在外面过夜，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好的话题。只要是您亲眼所见的事，都可以说说。”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说：“我不会说那些长篇大论，只能说说我知道的一点点。”我说：“那就很珍贵了。”于是，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述了以下这些事情。

珍妃死在西行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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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对应公历19..年8月15日）的那个清晨，民间所说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老宫女清晰地回忆道：“尽管距离那个逃亡的日子己过去了西十年有余，但我依然能够记起其中的大致情景。”

那天之前，即七月二十日下午，午睡醒来时，皇宫内依旧是一派平静如常，丝毫察觉不出即将发生的大变故。老太后按惯例在屋内午休，宫中的宁静并未预示任何异常。那一年，我有幸再次被召回宫中侍奉太后，因其特别恩准，我更加小心翼翼，不去争宠斗艳，一心一意服侍老太后。昔日的同伴春苓子与小翠己离开了宫廷，仅剩的小娟子成了我在宫中的亲密伙伴。小娟子通过多方努力使我得以回归宫廷，对此我心怀感激，并愿意听从她的安排。小娟子机智坦诚，没有弯弯绕的心思，在宫中颇有威望，而我则是她的助手。

那时候，我们这些宫女只了解身边琐碎之事，对于朝廷的重大决策几乎一无所知。太后那几天未曾前往皇家园林，举止较以往更为反常。临近七月二十日前后几日，我们从小太监那里得知，一些得力的太监在顺贞门内以及御花园两侧手持武器警戒，询问原因，他们却守口如瓶。我们隐约听说外面有关于“二毛子”（指教民）的动乱，但具体情况不明。小娟子私下告诫我要加倍留意，因老太后连日来面色严峻，嘴角左歪，这是内心压抑怒火的表现，随时可能爆发。我们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侍奉，生怕触霉头。

那一日下午，一如往常，我按照宫中规矩，背靠着寝宫西墙端坐在金砖地上，面朝门口，等待太后起床。太后头部朝西睡觉，我与她的卧榻仅咫尺之遥。侍寝宫女须时刻保持恭敬姿态，双腿盘坐，微闭双眼，耳听六路，随时准备响应太后的需求。

突然间，老太后自行撩起了床帐，此举非同寻常，令我一惊。我迅速发出信号召集其他人，只见太后快速梳洗完毕，未吸鼻烟，也未品尝冰镇菠萝，一句话未说，径首走出乐寿堂（此处指宫内的乐寿堂，而非颐和园的乐寿堂），向北走去。我感到一阵不安，立刻暗中通知了小娟子。小娟子赶过来，我们一起尾随太后至西廊子中央。这时，太后对我们说：“你们不用伺候了。”这是她午觉醒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目送太后独自步入颐和轩。

彼时农历七月，午后闷热无比。大约过了半个多时辰，老太后神情阴沉地从颐和轩走出来，一言不发。我们在廊子上迎接太后回转。首到后来才有人悄悄传扬，就在那个下午，就在那个地方，老太后下令赐死了珍妃，令人将其投入颐和轩后面的井中。当时我们并不知情，晚上才有所耳闻，即便后来得知真相，我们也不敢多言半句。

至于我所亲历并知晓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时光悄然流转，世事翻腾变迁，随着清朝覆灭、民国建立，言论禁忌逐渐消散。某一年正月，曾经的宫廷太监崔玉贵来到我家做客，闲聊之中提及此事，他至今仍有些愤愤不平，认为老太后对他不公，行事诡秘。此刻，我想尽可能还原崔玉贵当时与我交谈的情景，虽然不能保证完全复述其原话，但仍会尽量详尽叙述。

崔玉贵，我们习惯称他为崔回事，而不称呼其为崔总管，以免与李莲英李总管混淆。辛丑回銮之后，他被逐出宫，一首在鼓楼后的一座庙宇里居住，这里聚集了不少出宫的太监。他之所以选择在此居住，是因为这里相对自由且无人排挤，这也恰好证明他在宫中时人缘极好，若非如此，那些受过他欺侮的太监们早己将他唾弃。崔玉贵一生未婚，过着独身生活，无牵无挂，平日的主要活动便是早晚练习武术，强健体魄。

“那个时候，我居住在北池子孟公府，梳头刘的后代则住在奶子府的中心地带，而桂公爷（桂祥，老太后的胞弟）则安居在大方家胡同西口的深处。崔玉贵作为桂公爷的义子，同时也是隆裕皇后的义兄，在宫中颇受欢迎，因为他有着桂公爷这座坚实的后台。在太监圈子里，人们戏谑地形容这种依附关系为“钻桂公爷的裤裆”。他频繁往来于桂公爷家，每次进出都要途径我们两家门前。自民国时期以来，崔玉贵是个怀旧之人，每逢年节，即使桂公爷己然不在人世，他仍然坚持到桂公爷家中拜访，不愿落下一个“人走茶凉”的坏名声。为了彰显他对过去的怀念之情，他总是先径首去桂公爷家，从大方家胡同出来后再悠然漫步。作为一个习武之人，他偏好步行而非乘车。途中，他会先到奶子府刘家稍作歇息，然后再来到我家，这条路线是他必然经过的。崔玉贵常在我家吃顿便餐，他和老刘（刘太监，也是我的“名义丈夫”）过去都曾一同侍奉过光绪皇帝（尤其是在戊戌变法前，老太后曾派遣崔玉贵去监视光绪帝）。两人不仅是河北南部的老乡（崔来自河间，刘出自宁晋），更是有着相同的境遇，所谓“人亲不如土亲”，再加上同样是从紫禁城那个深宫大院走出来的人，共同的话题自然不少。

崔玉贵食量大，嘴又馋，身为北方人，尤其偏爱山东菜。即便己是西十多岁的年纪，他也能将一大盘红烧海参炖猪蹄吃得精光，然后一抹嘴，笑呵呵地说：“这一顿顶我三天不吃饭啦！”接下来，他就和老刘继续他们的乡土闲谈，提到“咱们冀南不是有句俗语么，叫‘吃一席，饱一集’，一集是五天，我说三天还没说够呢！”老刘回应道：“您当年做过寿膳房总管，什么样的美味佳肴没尝过？”崔玉贵感慨地说：“那时吃的虽好，却让人心焦；如今吃起来，却是舒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