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啰！”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咚咚咚，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坐坐，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臭，好一会，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了。丁丁不，始终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她说，叫他丁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丁”。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几乎没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会太投入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丁丁大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服帖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揍别说，还弄到警察局，丢大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他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丁丁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小流氓，新宿街头，有的是这样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之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要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这么高度评价。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大袍赴宴，杨菲尔玛恭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了后来这种不郎不秀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丁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的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起一辆吉普车代步，就比我强得多多，但看他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的，何况你们的生活费采用AA制，老弟！”
“到时候再说。”因为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
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没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子，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懂，他干嘛要把一年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脸，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吸引走了。
这也是命也运也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杈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郎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气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样运转？笑笑，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个醉成一摊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大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的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都像冲锋枪似的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会那么厉害。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
于是也就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丘比特和他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时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丁丁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比较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杈，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杈，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过作家，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目前为止，百分之百地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闪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土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电钟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田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炉，或倒进大海前，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邸，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迭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邀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阙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逮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戴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脸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地，跻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钊路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了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鱼，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纤细手，问：“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或是给他斟酒，或是请他夹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服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鄙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新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蓄的小开，洋房买不起，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她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田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田赌咒发誓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要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决。因为，垃圾这东西，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杈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你，放着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吆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看来我不该匆忙表这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蔼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服她面部表情保持恒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丁，我认为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一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得那么遥远和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她太了解丁丁了，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死丁：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让我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田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丁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轻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服。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辜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驳我的面子。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技术部门，不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看出我的诧异眼神，连忙解释：“前几
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瘪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靠面孔或者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分个头小的，都存在着被筛落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你知道我经常出入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是想对她们说，傻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丁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算不丑的脸，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说给我听，那只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乎她的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要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来一块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请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地谨小慎微，克尽职守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轻三十岁或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田有司毒的小伙子，竟去捣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揪着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期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上去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哪儿？”我想他也许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浆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纳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地磨成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地扔掉。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捡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八七，都不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代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除就开除吧，然后，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鼓励他在垃圾堆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嘛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太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是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丁丁在我书房里，很激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看不见。”
“想不到，你现在比高田还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样，他把垃圾当做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我没有其他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人这种动物，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资源的同时，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就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自己粪便的臭气中。人类也会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垃圾堆里。”他从沙发一跃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关在屋子里写小说了，我先陪你到垃圾长城去观光吧！”
“谢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经领教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要不到垃圾长城，你绝不会坐卧不安的。”他警告着。
后来，杨菲尔玛陪着高田有司一块到我家来，要我为他的《东京垃圾の研究》一书写一篇序，因为她计划为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也弄不清楚鬼子是一直没有走，还是从日本又来了？更弄不清楚这本书是出版社打算接受，还是她有办法来满足丁丁的愿望。总之，这一切，对她来讲，轻而易举，小事一桩。看来，这位小姐说话算话，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让你丁丁玩个够，然后，收心，走我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应写序，就不能不和高田谈谈垃圾问题，他证实了丁丁的一席话半点也不过分，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灾难，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能看到这种被垃圾包围的吓人景象。在直升飞机上，最能看清这种场面了。因为他后来成了垃圾学者，还被科学厅的一个什么排泄物课聘为顾问，就可以摆谱，要求自卫队弄一架直升机来，到天上去兜兜风了。你不由得不叹服，外国人只要认真起来，能把鸡毛当令箭，绝对把事当事办，不怕小题大作。而我们，对不起，完全有可能把令箭当鸡毛，大题小作，无论什么都可以稀里马虎，而不当一回事的糊弄过去。
待杨菲尔玛拉着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了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灾不是在夸大其辞，这也是我一心要写这篇垃圾故事的缘起。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为明公所摇头，但我亲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女孩子，一头扎到城市垃圾这个难题中的热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贻人笑柄，又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闻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时，谁也救不了谁啦！
丁丁继续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恩格斯说过，原始人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而现代人，同样也是由于无意识地制造出无数垃圾，最终将人类自己埋葬。他摇头，他认为我不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和常人无区别，他不喜欢我的冷漠态度，他简直朝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应该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