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谢谢他对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说出“呐喊”这两个字时的脸色和手势，带有一点宗教传道士的狂热。虽然，我还是怀疑，唱高调对这些年轻人来讲，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碰上丁丁这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他一旦执着于什么，进入了角色，大概轻易退不出来的。于是，我设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业，或者狗屁不是，或者一意孤行，或是把自己前途毁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这样把一个最好的当官机遇，错过了。如果，换上丁甲，丁乙，丁丙，经我们苦口婆心的开导，都不会认死理到底，就这个丁丁，像那个从北海道到东京的高田一样，一头扎进郊区的垃圾山里，不但出不来，而且找不到了。

我们当然没法按那位日本国垃圾贵族的话，租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发现丁丁。高田君这个建议，透出日本人的聪明，我们常说小鬼子的鬼，有时是并无贬意的，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点子。譬如茶，是从中国传去东瀛的，可经他们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电器产品，却把整个世界覆盖。他说，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办法，只要发现垃圾堆上有个戴毡帽的家伙，就降落下来，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大家轰然叫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别的城市，法力无边的杨菲尔玛说她有门路做到这一点，别说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经常租来作包机的。但在首善之区，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车，载着我，到北京市郊区的各个垃圾处理场去，寻找那个马上要当处长，很快要当局长，不久要当部长的丁丁。

我钦佩年轻人认准了一门的坚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部就班走她规定的当官之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绝对反对的垃圾事业，两口子在不宣而战，看谁拗得过谁？我早说过的，如果让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丁丁，却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选择。

但是，那个戴毡帽头的家伙，要会算这笔账的话，也就不是死丁了。

垃圾，北京人读作“拉基（laji）”，上海话读作“拉西（laxi）”，我到过宝岛，那里却读作“勒色（lese）”。那天，我问过这个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轻人：“丁丁，到底哪个读音正确？你现在是中国的垃圾专家了！”

这个家伙，他要不高兴你，且不会马上改变看法呢！“无论怎么念，它总是垃圾，还用得着咬文嚼字么？其实，你有那工夫，还不如把这两份报纸上的材料，原封不动地写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诉那些只看小说，不看世界的读者。”说着，就塞给我，同时递过来我的老花眼镜。“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严重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打倒鞑虏，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区去做传教士，给黑人部落灌输现代文明。他就是这种认准了，就执迷不悟，就抛头颅洒热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觉得杨菲尔玛有多少办法使他回心转意。

他把报纸摊开，“请——”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第一张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译成中文的，上面写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蓝，东方地平线上金光灿烂，这是美国的又一天，对美国垃圾行业来说，意味着又一堆五十五万吨重的垃圾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国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总共有两亿吨。美国人生产的垃圾，按人头算几乎是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其成分：快餐包装物占总数的0.5%，一次性尿布为1%，大头是纸张，约占35%，庭院废弃物占20%，废金属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余为5%。

美国全年为处理垃圾，要花掉近三百亿美元，能回收的钱，极其有限。仅以蒙哥马利县为例，每年处理后的垃圾，卖出去可值一百万美元，但投入处理的费用为一千万美元。

第二张是我国的《北京青年报》：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达到一点四六亿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增加。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的处理率仅为2.3%，剩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六十多亿吨，致使二百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一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填埋，全部处理费用达到九十五元，相当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这里，我问他：“怎么样呢？”

“你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唤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该知道小说和宣传品的差别。”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写进到小说里去。”他见我反应不热烈，便问，“垃圾进不了小说？”

“至少我不曾见过。”

他笑了：“现在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往小说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两回事

。”

他反唇相讥：“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们写的那些破玩意，比垃圾还垃圾呢！恕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甚至连垃圾也比不上，只不过是臭气冲天的一通狗屁罢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说错了嘛，屁有什么用？垃圾至少还有回收价值。”他说，“一公斤的垃圾，相当于零点二公斤煤所产生的热量，你知道嘛！你收集一百公斤废塑料，就能回收九十公斤汽油！”

“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咱们不谈垃圾，行不行，换个话题？”那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气味，已经让我头疼的了。

这个认死理的家伙瞪着我，“你可是支持过我，要我去写垃圾的通俗小册子的哦！”

天哪，看来，我信口一说的话，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个垃圾虫了。

杨菲尔玛很客气，很礼貌地邀请我，去寻找这个失踪的丁丁。正因为她那难得的笑容，一点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绪，也没有看出来。倘不是我迟钝，便是她太令人莫测高深了。她让我说服丁丁去当这个处级单位的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向我解释，“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运作过程，路都给丁丁铺垫好了，他不上套是没有道理的。”

我赞叹她做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为他！”

“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我不大喜欢听她这种把感情不当一回事的语言，便扯到别处去：“如今办事之难，可想而知。”

“倒也不见得，看什么人办！”她说得很轻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打不开的门。不过，她又说：“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觉得领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让我对丁丁说，三年内达不到预定目标，她可以补偿他的全部损失，而且他能按她的要求，用这种正常的手段，赢得一切的话，她也会让他得到需要的一切。虽然，她承认，在商品社会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净的办法，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她要做到毫无挑剔之处，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样关键部门站稳脚跟。因此，除了好名声，好出身外，从正经八百的途径上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她认为，这个丁丁不跟她配合，躲着她似的找不着，更不可理解。

“也许他不想当官。”

“不是他想不想当，说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样的呀！我需要他当，我们需要他当。”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损她，“要说在政界混，你更适合，这是实话。”

她笑了，我可不行，我已经名声不佳了。因为我手头经营投资的项目太多，无一不是是非之地。冲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能栽培别人替我当官，为我说话。所以，休看我经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稳操胜券。

我听说过，即使那败的两起，她也能使赢家最终比输掉还要惨，因为，她有人，有钱，有的是办法，让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认：“没有那事，适当的营业亏损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不要求全赢。”

我说：“我是从一个被撤职的涉外饭店经理那里听来的。他对你的结论是什么，千万别惹那个女人！”

杨菲尔玛摇头，“所有失败者，都拼命原谅自己，而怪罪别人。他没有告诉你，他跪下来求我高抬贵手吧，这样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没有手下留情。”

“不，对鼻涕虫原谅，其实是助长他的软弱，越这样，越狠狠治他。”她的结论是“这年头，好男人太少”。然后话题又转到丁丁身上：“这，你就明白我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个很特别的汉子。”

我想这是真话，丁丁和他同龄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这个特别。譬如，他到澳大利亚去，心血来潮，给毛利族的一位头领，开了半年车，而且是无偿服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图张绿卡呢？他最反对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也可以去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说，不过想学学毛利人语言。杨菲尔玛是生意人，脑筋一动，说好，我们以后可以发展这种旅游业。他说，你别指望我，我不会干的。她问他，那你为什么学？这岂不是白学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着他。

结果他说：“我不过是测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这么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痛苦，尝试快乐的人物，不怎么好改变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着她去找他，她说，老爷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闹僵。更不希望出现他跳，他反抗，他掉头不顾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至于吧！”那时，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经找了一圈。

“他是个想干什么，绝对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语都学会了，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用这种语言的人啊！他一旦认为必要，就会咚咚咚走下去，不回头。”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

“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

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剀切地谈一谈，晓以利害，但愿他能听得进去。”

谁让我支持那家伙呢，既然惹下了祸，只好陪着小姐往郊区奔波。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我们不是去香山看红叶，而是跑垃圾山，实在不是好差使。

车开出城外，便放开速度，看了一眼指针，很快一百迈，只听车轮擦地的刷刷声，车体平稳地向西山疾驰而去。我不由得赞美她的开车技术，和她这辆漂亮的车。

她笑着伸出四个手指，向我示意。

“够意思，四十万。”我记得丁丁想买过夏利的，才八九万，后来因为单双日行驶，又转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这个无车阶级，就更没法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甚至买不来一只汽车轮胎啊！

“不，”她告诉我，“这是我换过的第四辆车。”

她说：对她们这些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证的经理层面的人来说，财富的象征，不在你拥有车，而是你能不能换新车。你老是开那辆车，和老是穿那件时装一样，是很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车子是一种身份的标志，经常换车，是一种财富的衡量尺度。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一下子坐上奔驰600，那只能说明是个暴发户。”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账，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车的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一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账，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离目的地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一个怪物似的在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疾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山上觅食的猪狗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牛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身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是表扬你，原来丁丁向我介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应，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捡垃圾的人，是不是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一个礼拜，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牒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告诉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对我说：“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西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毋庸置疑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撅屁股，调转头，脚跟着地，咚咚咚地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人，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撒钱的人，那种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的周到，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我当做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二十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二百四十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获得二千八百八十吨50℃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的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入重要岗位，成为他们那个乡村俱乐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下之所忧，当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

腥气扑面而来，我们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马上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钩的鱼拉紧，一会儿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锅了。

我糊涂了，这副标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说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过于天衣无缝，让人不信；如果说是巧合，也那巧得太厉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时候，果真抛锚了。

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这两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并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了，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服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那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他不得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来说两句，她就可以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断他们的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我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她笑着说：“至少，暂时不会，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里嘟噜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的冷水：“得了吧，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窍，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丁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嘛？”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丁到底，你看不上，不做死丁，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の研究》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当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第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不不不，”我不否认有过那一瞬间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时的场面，马上否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这条线索联结起来了，正像她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两口子的磨合过程。她为什么一定死乞白赖地要把丁丁找回来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在明天的会场上，得到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啊！事情从这本讲垃圾的书开始，那么最好的结束，莫过于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铁娘子，铁女人，或者是铁小姐，她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这个梦嘛？我就让你实现这个梦。于是，磨合好了的这两口子，联袂向观众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剧落幕时皆大欢喜的场面。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咸集，群贤毕至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的握住我手不放，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奸淫烧杀，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国神社朝拜东条英机和山本五十六。

这位义务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日文当然不会错，但中文实在“鸦鸦乌”，好容易才弄懂他已经把这本书，包括发行港、澳、台、东南亚的简繁字体的中文版权，交给杨菲尔玛，而且，还答应为她将要开办的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中日青年环保度假营的活动，在路线设计，在科学论证方面，提供咨询。他特地申明，这都是无偿服务。我想，她为你举办了你一生也不曾有过的出足风头的活动，她为你搞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头衔，那她不从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资，也就不是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杨菲尔玛了。

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或衣冠楚楚，或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宾，每张面孔我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田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但她能安排得如此妥帖，老弟你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们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的站到了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有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田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种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不醉之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截了当地替杨菲尔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像点样子的事情，必然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话，非他莫属。对这样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田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田，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我这才听出不协调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资了？”

“那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丁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他人，每个人都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有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总得活下去，总得沿他自己的路走下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