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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天才的女子,又如何?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是生生将一个最有天才的女诗人毁灭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他那助纣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说北宋王朝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两个如逻逻双胞胎亲密的一对混蛋,则是加速北宋亡国的推进器。若无他俩,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许还能在病榻上牵延数年,可是经赵佶、蔡京以及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一干人疯狂地折腾以后,这个本来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气绝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是从1102年(崇宁元年)开始的,七月,蔡京得势,八月,诏司马光20名重臣的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这道圣旨,对她来讲,绝非好兆。在中国,无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以后的政治运动,株连、同坐、扩大化,是必然之义,宁左勿右,严惩不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哪怕错了以后再进行**,也要挖地三尺,务求完胜。中国人要是极端化起来,相当可怕,运动初期,发动群众,那烈火烹油之势,那雷霆万钧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虑自己父亲的命运,由不得不担忧自己在劫难逃。而且,所有投入这场政治运动的干将打手,上至决策人物,下到跑腿喽啰,无不一副杀气腾腾之脸,一双摩拳擦掌之手,一对人皆为敌之眼,一挂食肉寝皮之心,真是让她心惊肉跳,无法安生。

一心复仇的蔡京,先为右相,复为左相,高举“绍述”(继续实施王安石的变法)大旗,一手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一手大开杀戒,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难逃。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从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飘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并其客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计40多人,均予升官。对所谓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凡542人,分别予以贬降。这其中,将元祐、元符旧党中坚人物,执政官文彦博、宰相司马光等22人,待制官以上的如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辙、苏轼、吕公著、吕诲等,凡119人籍做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十二月,限制行动自由。1103年(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苏门弟子,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声闻海内。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也非等闲人物。由于蔡京切齿恨苏,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书法,对他的碑刻,对他的出版物,无不一网打尽,比之“**”期间***和***除四旧还要彻底。李格非受业于苏轼,划为党人,列入党籍,遭遇清洗,也

就难逃一劫。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估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加之蔡京助纣为虐,宋朝的这次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京师内外,大河上下,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运动过后,还有**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噩运。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

有才华的文人,当不了打手,只能当写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笔杆不行,拿棍棒却行。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绝对搞不过小人,小人绝对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证不会手软,往往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搞得你连想死也不能那么痛快。士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搞的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吗?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估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不就担当过“中央**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估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个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藩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瘐死。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有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

。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词论》)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啸歌唱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词坛光彩悉为须眉夺去,文学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性别歧视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汴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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