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辈子屡犯小人，饱尝其苦，但我还是愿意赞美社会生物链上的这一环节。倘无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活得安生些，但绝对经不起摔打。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

此话说得有点阿Q，然而，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千万不能由此认为，外国作家铮铮铁骨，坦对死神，中国作家缺乏钙质，贪生怕死。更不能认为，外国作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宁折不弯，是好样的。而中国作家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苟且偷生，忍辱负重，就是孬种了。

若这样想，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作家。外国作家好自杀，很大原因在于他们对形形**迫害的耐受力，实在不如九死一生的中国作家。以茨威格为例，1942年2月22日，他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在绝命书里是这样写的：“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远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其实，在东方人看来，这实在不是死的理由。中国作家习惯于写检查，写交待，写思想汇报，写交心材料，绝不会写绝命书。

他还特别提到：“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显然，这是一个多谦谦君子，而少奸佞小人的环境，就更不值得死了。如果他遭遇中国作家在“**”期间无不历经的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挂牌，高帽，牛棚，干校这几部曲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不死也得脱层皮的炼狱式的过程，恐怕茨威格和他太太死一百回都不够的。再说，他要自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更加莫明其妙了，那个与他“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的“沉沦”，那个是他“精神故乡欧洲”的“毁灭”，与远隔重洋的老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关联嘛？你逃出来不就为了免得与他们一块儿“沉沦”和“毁灭”嘛？那干吗还要为之结束生命嘛？若都像茨威格先生如此较真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的中国作家，恐怕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的。

读了他的绝命书后，不禁叹息：那多傻呀，茨威格先生！你忒执着，你忒脆弱，你也忒多情了。

由此可以诊断出来，外国作家的神经，肯定是过分敏感而又相当软弱，远不如咱们中国作家耐受折腾和摧残。“**”期间，除了少数的老先生受不了凌辱而跳湖，而开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外，其他很少有人写绝命书，或自杀，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

十年“**”，日子不算短，磨难也不能说不重，但一个个都奇迹般地熬了过来。中国作家之所以很少像茨威格那样经受不住打击，能够挺过来三灾六难，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在“**”以前频密

的政治运动中，小人群落对他们不间断的作践。“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纯系被动锻炼出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运动中，心理与生理俱得到充分锻炼，便足以适应任何花样翻新、旗号不同的折腾。

到了“**”十年，小人整人的技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知识分子的心理抵抗机制和精神上的承压能力，也由于以往运动的操练，跟着水涨船高，轻易也就整不垮了。尽管谁也没有跟谁相约，然而都努力不死，努力想法苟存下来，虔信法国人的谚语，“最后笑的人，才是真笑”的人生哲学，要笑到最后。

茨威格绝命书中的“不失尊严”四字，对他们西方人来讲，恐怕是十分关紧的，这也是普希金一生中不停地采取决斗手段，而最终也是死于决斗的原因。还有一个也死于决斗的莱蒙托夫。在两位诗人的心目中，不接受挑战，当缩头乌龟，是不可能的，尊严是第一位的，生命是其次的事情。

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所以，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激昂一下，是可以的，但知识分子们并不打算真的去实践的。**先生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多么慷慨大义。当他为“***”一员，最早被推上“**”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最终含冤自杀。****中，关在牛棚里，拘在干校里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为了追求自由，向往真理，而毅然决然地冲出羁押他们的栅栏。其实，牛棚也好，干校也好，并无重兵把守，说走也就可走的。然而，宁肯失去尊严，也无一人拍拍屁股、抬脚走人，来个不辞而别的。

中国作家不是不要尊严，也不是从来就不知尊严，因为尊严二字，早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撕扯成零碎了。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里，记下的左琴科的一句名言：“乞丐一成为乞丐就马上不发愁了，蟑螂并不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这位被日丹诺夫修理过的作家，所说的含泪的幽默语言背后，我发现，苏联作家对尊严和生存的选择，与我们多少有共同的感受，生且不能，焉及其他？活下来都艰难，尊严自然就成为用不着的奢侈品了。

因此，谁敢说十年“**”期间，自己从不低下尊严的头当过不同程度的蟑螂呢？一个人，被迫认同自己为虫豸，还要唱一首“我是牛鬼蛇神”的歌，排队走向批判台，弯腰屈背接受从肉体到内心的践踏，加之踩上千万只脚，加之永世不得翻身。此刻，除蝇营狗苟地求生外，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所以，回顾大半辈子，倘无一九五七年，尝受到小人一族的操练，我很难想象怎么度过其后那****。“**”对我，已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受

冲击，耐压或承受能力要比五七年强多了。那时，转瞬之间，由好人变成坏人，变成“五类”分子，变成印度不可接触者阶层，变成美国南北战争时的黑奴，连不是东西的东西，也爬到脑袋上来作威作福。熬过最初的折磨日月，彻底抛弃自己的尊严，那才是最痛苦的。试想，匍伏在那里，成为一条人人可踢一脚的狗，还不能放过你，那是一个多么饮泪吞血的艰难过程。

万事开头难，我是从那时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义，而小人，社会的丑恶，最拿手的伎俩，就是将你的尊严当作臭鞋破袜加以践踏。然而，尊严没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