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何、张见面的前一年，恰巧何心隐在家乡经营的聚和堂，被官府勒令解体，他是官司在身，行不由己。所以，张居正才毫不留情地讽刺他：“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来也。”张有一飞千里的鸿鹄之志，不过要挟帝王之威来飞，自上而下实现他的抱负；何是实干家，一步一个脚印，只是藉民众之力，自下而上点点滴滴地做起。观点、目标不同，方法、手段相异，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别，在朝在野、廊庙林下的分歧，就有了这次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交锋。
我不知道张居正后来实行的官方改革，其“一条鞭”式的税法，是否受到何心隐民间改革“聚和堂”的做法一些什么影响，史无记载，不敢妄拟。但是，何心隐的尝试，与1958年***在农村合作化**中所作的事，大致上能找到相似的轨迹，这就很值得钦敬。何心隐在聚和堂中扮演的角色，说他相当于如今***的大队支部书记，也未尝不可。
在经济方面，聚和堂设“一十二人总管粮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粮于八节，七十二人分征粮于各候。各候完讫，类付于八节之所催者。八节完讫，类付于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讫类付于维养者，交收转付辅养，以俟率养之所率矣”。这里所说的维养、辅养、率养各职，是征粮、催粮、管粮等人员的上一级管理干部。何心隐通过精细的分工，严密的组织，公平的分配，用一些合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把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实现了初步的合作化，实在是了不得的创举。
在教育方面，聚和堂办了一所不是走读而是住校的，要过集体生活的公学。实行“总送馔”和“总宿祠”，学员和老师，吃在学里，住在学里。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当然毫无新奇之处。但在明代，与普遍存在的家馆私塾，毫无共同
之处的教育方式，实在是别树一帜。他所以要把学生集中起来，其目的很具***的破私立公精神：“聚于上族私馆，则子弟惟上族之亲；聚于中族私馆，则子弟惟知有中族之亲；聚于下族私馆，则子弟惟知有下族之亲。私馆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总聚于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
一个四百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懂得弘扬集体主义的精神，应该说是难能可贵。更令人惊奇的，何心隐还要打破贫富差别，打破族姓差别，使乡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乐观子弟礼以相让，文以相勗，欢如翕如，而相亲相爱之念变皆油然而兴矣。”何心隐所说的“率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教师，还兼有辅导员之责，所说的“祠首”，那自然是校长或行政主管了。用这种每半个月举行一次的恳谈会，使得大家破除私念，相亲相爱，看来，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何心隐，就在努力营造共有，共享，共治性质的乌托邦，能不令后人对他刮目相看吗？
在政治方面，他改变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也改变了各家各户，单独面对官衙役吏的局面，而是统一由聚和堂纳税完粮，承担徭役，地方官员再也捞不到油水。这种在政治上的独立体，要比在经济上和教育上的共同体，更不能被统治者接受。“故凡田粮之征，敢不乐于尽分以输纳耶？丁粮之征，敢不乐于尽分以承应耶？又岂敢妄费其财以行贿赂、以求免其所费耶？又岂敢徒劳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劳耶？”惟有这种劳动组合的政治结体，一切由聚和堂出面与地**府打交道。按章办事，保护群众利益，该交的交，不该交的则不交，于是，实际上杜绝官吏的随意盘剥的行为。（以上引句均见何心隐《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与《聚和率养谕族俚语》两文）
这种以平等为主旨的聚和堂，在某种意义上说，拆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的台，是一点也不假的。大家都平等了，不但皇帝失业，连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再无特权可享，怎么能够不去当消防队，将何心隐点起的这把火扑灭呢？
那些只是不赞同，不习惯，不喜欢，不感兴趣于变化和改革的大多数老百姓，未必由于触犯了什么利益，也未必有不共戴天之仇，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冷漠、冷落的心理，也足以让何心隐不寒自栗。更何况脑袋已成死面疙瘩、有些地位、有些名气、有些赀财、有些权势的大多数有产者，由于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反对派队伍，在抵制新生事物时的异乎寻常的抱团，和王八吃秤铊铁了心的死硬，才是何心隐和中国历代改革者和改良主义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聚和堂的成立，当在何心隐放弃科举的公元1546年；被解散，当在公元1559年，约存活十年左右时间。最后，由于拒交邑令勒收的“皇木银两”额外之捐，由于进行抗税斗争出了恶**故，几名乡人死于械斗，地方官趁机将人命案扣在何心隐头上，抓捕，判绞刑。后来，经人营救，才改为发配充军。从此，他的一生，浪迹天涯，在追杀和逃亡的捉迷藏中度过。据王之垣《历仕录》，“各省历年访拿不获，具有卷录”，基本上过着亡命生活，达二十年，一直到被捕，处死。
何心隐之死，说法不一。
一，“公（何心隐）归，葬两尊人，遂庐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总朱心学缉之，获解楚，巡抚王夷陵惟知杀士媚权，立毙杖下。”（邹元标《梁夫山传》）
二，“江陵（张居正）当国，御史傅应祯、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未获；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隐曰‘公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遂死狱中。”（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三，“江陵公夺情事起，慧出亘天，汝元因指切之，与邻邑吉水人罗巽同声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议。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诸官方居为奇货，适（妖人）曾光事起，遂窜入（粱、罗）二人姓名，谓且从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四，“越隆庆辛未，不佞举进士，出江陵门。江陵语及心隐曰：‘汝兄最称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语。’睹江陵色辞，未尝相忌相仇
也。迨岁巳卯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非江陵意也。”（耿定力《胡时中义田记》）
五，“何心隐者，纵游江湖间，放浪大言，以非久可以得志于世。而所至聚徒，若乡贡、太学诸生以至恶少年，无所不心服。稍稍闻江陵，属江西、湖广抚按密捕之，后得之于岭北。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群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择健卒，痛笞之百馀，干哭而已。抵狱，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途赠金者前后数十，皆不受。独受一乡贡士十金，曰：‘而有夙缘，可受也。’遂死。”（王世贞《史料后集》）
六，“何心隐，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丰县人，以侵欺皇木银两犯罪，充贵州卫军，著伍，脱逃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万历七年新店把总朱心学于祁门县捉获，予发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干连人问理。本犯在监患病身故。”（王之垣《历仕录》）
七，“有御史赵崇善者，挟私憾，追劾先公（王之垣）杀心隐以媚江陵，而推心隐讲学时，先曾祖久以户部侍郎养亲家居矣。”（王士禛《池北偶谈》）
如果以上明、清诸家能够有机会了解数百年后的北欧挪威，有一位易卜生的剧作家，创造出“结实的多数派”这样一个词汇，也许就不这样殚思竭虑地寻找杀人凶手了。还用得着大伤其脑筋吗？不论其为谁杀，如何杀，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万历杀，也不是张居正杀，而是那些大大小小死面疙瘩所组成的“义勇军”，将其送上法场的。何心隐之死，就是死在了这些“结实的多数派”的手中。
据说，当《人民公敌》这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成功地饰演了剧中主人公，那位孤独的医生。而俄国最早的*****评论家普列汉诺夫，曾就易卜生这种对多数派的看法，作过理正辞严的谴责。如果普列汉诺夫能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话，看到从慕尼黑啤酒店里喝得醉醺醺地冲出来的纳粹党徒，见犹太人就打，见犹太店铺就砸，见犹太教堂就烧，还有大批张着嘴看热闹的，起哄架秧子混水摸鱼的，嘲笑奚落泄一己之私愤的普通德国人簇拥着、尾随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政治运动中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的“结实的多数派”——为了表现，为了邀好，做起劲的打手，做颠狂的恶棍，也许不会著文反对了。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群众和群氓，在某些特定场合，这一字之差的界限，有时并不存在。呼啸的多数人，声音可以惊天动地，但并不必然拥有真理。通过十年“**”的教训，我们大家都明白了的一点：群众运动，一旦成为无法控制的变数，那便是一场可怕的劫难。
易卜生通过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痛心疾首地说：“在咱们这儿，真理和自由的最大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该死的结实多数派！想禁止我说真话的，正是这个多数派。多数派从来没有公理。从来没有！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须揭穿的一句社会上的谎话。”
如果从古老的《福音书》中，看一看耶稣之死，这位先知不也是被“结实的多数派”钉上十字架的吗？当审判者从作假证的老百姓那里找不到检控的理由，便搞起群众运动来了，问在场的积极分子，该怎么处置他？他们回答说，他（耶稣）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群众一迭声地喊：“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那些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毫无疑问，耶稣之死的主犯，是祭司长，巡抚，和那个出卖他的犹大，但是，看不到那些助纣为虐的群氓，加速他死亡进程的“结实的多数派”，也是不准确的。
耶稣在死前这样长叹过的：“****阿，****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位先知的悲哀，恐怕想不到正是这些“结实的多数派”，却成为最坚定的恨他不死的积极分子。
因此，到底是谁给何心隐的棺材，揳进最后一个钉子，既无从查起，也无关紧要；只是易卜生所创造的这个词汇，却给人们留下永远的思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