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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说在十六世纪的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里,曾经有过类似二十世纪以色列那个犹太国家里实行的基布兹式或莫夏夫式的农业公社存在,一定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而令听者笑掉大牙。

事实不然。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叫梁汝元的生员,确实在他的家乡,江西省吉安府永丰县,以宗族为单位,建立了一个名叫“聚和堂”的类似公社组织的共同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本应是破天荒的事情,然而,却没有太被人注意,更不用说引起社会的重视。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真是可怜,思想被桎梏得像一块不能发酵的死面疙瘩,任何酵素和催化剂都不起作用。已经适应了四平八稳,规行矩步,酸文假醋,摇头晃脑的日子,不仅很不习惯于异端,甚至于打心眼里排斥异端。他们这种无言的扼杀作用,比统治者大张挞伐对付异类的剿灭更有效。

果戈理形容俄罗斯人胃之结实,连王水都能够克化,那么中国顽固派脑袋之冥顽不化,***喻之曰花岗岩,就不算夸张了。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还有人在咬牙切齿地仇恨不已呢!那么,梁汝元的尝试,和中国绝大多数改革者或改良主义者的命运一样,以失败告终,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同时代人邹元标在《梁夫山传》中说:“爰谋诸族众,捐赀千金,建学堂于聚和堂之旁,设率教、率养、辅教、辅养之人,延师礼贤,族之文学以兴。计亩收租,会计度支,以输国赋。凡冠婚丧祭,以及孤独鳏寡失所者,悉裁以义,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对他搞的这个家族公社持赞赏态度。

稍后的如清人黄宗羲,这位睿智的学者,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对他兴办集体制的族学,和进行族政的公共管理行为,给以相当的肯定:“(梁汝元)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

如今来看这位改名为何心隐的知识分子,不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而是走出书斋,改造社会,说干就干,奉行实践至上主义,在中国文人当中,像他这样坚持行动哲学,始终身体力行者,实在不多。

不过,何心隐得算是一个另类,因为,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大多数人相左,走了一条体制外,非主流的路。“科举取士”的当局,“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显然很不以为然,予以排斥,予以拒绝,并联手将其封杀,也是势所必然的。

我不敢十分断定何心隐是中国最早实行农村社会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考察湖南农**动,比梁漱溟、***的乡村调查,比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要早上数百年。这位先行者,不为当时人所闻,不为后来人所知,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响亮的名声,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那时,*****尚未出现,如果有,我估计他一定会成为最早的***。因为他搞的乌托邦式的家族公社,虽与现代****制度无共同之处,但却是能找出原始社会共有共享的积极因素,否则,邹元标也不会作出“几一方之三代矣”的高度评价。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状态,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痒,万寿无疆,皇恩浩荡。千万不要生出离经叛道,与当局主张不同的政见,更不能造反作乱,做出什么与统治者政策迥异的行径。梁汝元被追杀,被砍头,被湮没,就因为他想改造社会,就因为他想体现个人价值。那还了得,不但为朝廷不容,也为那些死面疙瘩不容,于是乎上下一致,将其脑袋瓜子摘了下来,头脑没了,思想也就没了,皇帝老子睡得着觉,死面疙瘩也欣欣然觉得天下太平了。

在中国的大历史中,何心隐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我始终想不通,这么一条小鱼,即使想蹦又能蹦多高的他,如此受到统治者、统治集团,和维护统治的死面疙瘩们的“垂青”,不遗馀力地加以迫害,所为何来?后来,明白了,五千年来,尽管中国出现很多优秀的思想家,但思想家同时又是能够付诸行动的实践家者,实在太少太少。对于统治集团来讲,也许并不十分害怕秀才造反,倘若,这个秀才一旦成为革命家,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乖离主流、爱唱反调的思想家,固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异己一群,不过,这类人通常很容易收拾,只要举起一个带有警告意味的手指头,

他们马上就会噤口,马上就会腿软,马上就会调转脸来唱主的赞美诗。而那些能思想还能行动者,往往不那么轻易就买皇家的账,也不那么轻易就被招安,更不那么轻易就肯斩断自己脑后那根反骨。因此,梁汝元虽是一粒微细的沙子,可是在统治者和死面疙瘩的眼睛里,是绝不能存在的,他**掉,那是早晚的事。

大明王朝,到万历年间,政权尚称牢固,名相张居正,其行政系统,也可算是运转正常,但对何心隐过分、过头的整肃,不免有一种小题大做的感觉。现在看来,不论哪朝哪代,无论其统治者再腐败,再昏庸,再低能,都有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的洁癖,和警惧心结,这根弦会保持着最起码的清醒。

何心隐从一开始,在家乡搞的这个聚和堂,就让当局和站在当局立场上的死面疙瘩视为心腹大患。表面上,这不过是初步的、最原始的集约化经营,但它化零为整、聚散为合的示范性质,对建筑在**大海般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所能起到的颠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对这种组织形式,对这种组织起来的想法,不给任何生存空间,是可想而知的。也是此后二十年里,地方各级政府不停追杀他的原因。

所以,有这样一位另类知识分子,在数百年前的黑暗王朝里,从事过稍有一点共产精神的革命尝试,失败了,也值得后人鞠一大躬。比他稍晚一点的李贽,就着实地钦佩他,推崇他:“何心老英雄无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丝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与焦漪园太史书》)

李卓吾,摩登圣人,“**”期间抬出来过,以今天的市场眼光衡量,他应该算是一个懂得炒作自己的老作家。一般说,炒作成了星、成了精、成了瘾的文坛新秀和老秀,喜欢众人将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哪怕大家朝他吐唾沫,他也会乐得屁颠屁颠。可人称狂人的李贽,却对何心隐“追慕之切”。因为,在思想的视野上,何或许逊色于李,但在行动的魄力上,李难免差池于何。李卓吾除了从书本到书本,几乎没有什么可资夸耀的举动,因此,赞叹何“英雄无比”,“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大概是感到愧恧才说出口的。

何心隐的人民公社,遭到覆灭性摧毁清算后,遂离开家乡,讲学四方,行迹遍大半中国。其间,曾经做过一阵浙江总制胡宗宪的幕宾,在平倭寇之乱中,他被认为是一位很有韬略的谋士。也曾经随着挚友陈学博,在其任重庆知府时期,担当类似情治方面的顾问职务;***起义,他参与镇压行动,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暴乱敉平。

据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何甚至跑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入蛮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长”。此事惊动了嘉靖,可见他确是一个不怎么安分的行动主义者。因为他有一些追随他的死党,有一伙信仰他的群众,也颇有几位心仪他的友人,因而也做成过几件大事。

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秘密策划了倒严的行动。当时,朱厚熜宠幸严嵩,京城内外,全国上下,都拿这对奸臣父子没有办法。“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伎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虽然,何的一些做法,颇有不择手段之嫌,但他,行动第一,实践第一,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难得的品格。好侈谈,无实干,喜浮夸,少力躬,大言不惭,不辨菽麦,纸上谈兵,临阵怯场,这种重言轻行的表现,岂止中国如此?凡古老的民族,都容易生出自我优越之感,有了优越感,同时,也就有了惰性。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那个被嘲之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主人公,如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那个躺在床上的爵爷,不都是属于言多行少的一类货色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天花乱坠的人多了,埋头干活的人少了,就会坏事。如魏晋时人,戴高冠,着宽服,挥麈柄,崇玄谈,最后,国破家亡,新亭对泣,老死江左,统统完蛋。也许这是个规律,嘴巴好

使了,手脚通常就不灵活,长处有时会变为短处;懒得去发表长篇大论,倒有更多时间做事,弱项有可能成为强项。何心隐,一生文字,屈指可数,但他的行为,却多有惊人之笔;而佩服他的李卓吾,著作等身,名震海内,但究其一生事迹,足可称道之处,又有多少?当然,伟大的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类比的。

要是当时的中国文人,都能像何心隐这样,不去着意表演,不去疯狂作秀,不去霸占镜头,不去夸夸其谈,具有***《实践论》中所说的吃梨勇气,变革一下封建社会这只烂梨,也许不会又迁延了数百年,将中国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何心隐了不得,下决心要参与到变革这只梨子的实践中去。从他改名一事看,可见其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旧时的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深知自己为制度所不容,为主流所排斥,早晚要倒霉,而且倒大霉,为了不使家人、宗族受到牵连,故有此隐名埋姓,用心良苦之举。

他所以隐去本名梁汝元,大概与明代用法严峻有关。从朱元璋立国开始,重典酷刑,杀人如麻,动不动满门抄斩,剥皮揎草。他儿子朱棣更穷凶极恶,诛九族还嫌不解恨,要诛十族。何心隐赶上的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在朝廷上按住臣下的屁股打板子那血淋淋的廷杖场面,几成家常便饭。有鉴于此,易姓另名,潜行天下。后来,果如所料,未得好死,不过,也就只掉了个人的脑袋,与家属宗亲略无干系,这就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了。

更神的,何心隐竟然预卜到将来,谁会热烈地主张干掉他。

那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第一次到北京去见张居正。当时,张未发达,在国子监里坐冷板凳,谁也没看出张将来会势倾朝野。交谈几句以后,何心隐就作出预言:“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汝元。”果然不幸而言中。最后,虽不是张将他处死,但也是拍张马屁者,为了讨这位元辅的好,杀了何的头。

细想想,其实又并不神,两强相遇,谁也不买谁账,怎么会没有一场精神上的碰撞呢?机深如张居正者,慧悟如何心隐者,还看不出来对手之可畏乎?张将来要收拾何,因为认定何必成为他的潜在敌人;何看出要被张收拾,因为相信日后之所作所为,必与张抵牾。矛盾,势所必然,胜负,也在料中。果然,“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即唐之清流、宋之朋党也”(邹元标《梁夫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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