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名度之高，比当今的畅销书作家还要卖座。从史料上，看不出他曾经炒作，曾经请评论家到场鼓吹，曾经靠脐下三寸的性描写赢得读者，曾经以他很帅的面孔印在书上自称美男作家卖弄色相。也没见他拉关系，拜码头，吻老爷子，跟诺奖评委套磁。这是一位绝对靠自己作品的实力，硬碰硬的诗人，因为他很自信他拥有的那一斗之才，他之所以敢狂，正是有这份本钱。他在文坛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御赐恩准来的，不是唬诳骗哄来的，而是实打实地凭他作品说话的。谢灵运革除走进死胡同的玄言诗，创山水诗给文坛带来清新之风，即使从诗歌史的角度看，也是了不起的。
魏晋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常酩酊醉，作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黄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锺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蔚然形成风气。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坛上，却从来不用非文学的手段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谢灵运也是个恃才自傲，自视甚高，曾经是一个“好臧否人物”的人物。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衰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作家，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文学见解，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文学瘪三罢了。
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夸夸其谈，满口飞沫，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别人全不是，就他是，或者，先说自己不是，然后派别人的更不是。魏晋人尚空谈，至少还有清雅飘逸的器识、洒脱不羁的风度、通脱豁达的悟性、可资鉴识的智慧。当今一些文学恶少身上，除去那张大嘴，和一堆泡沫语言外，还有什么呢？
谢灵运的狂，是建筑在他的文学本钱上，别忘了，他还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物质财富。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王、谢豪门，那时还未呈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苍凉景象，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南史》说他：“性豪侈，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制，世共宗之。”这个华丽家族所拥有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更促成他那些可爱而又可嫌的诗人毛病，如果不加检点的话，只能往负面方向加剧发展。《
宋书》称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博而无检”，正是这些性格上的弱点，使他很快地狂到了生命的终点。
刘裕篡晋后，不得不买这些名门世家的账，仍让谢灵运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背景，而拥有的身份、地位、权势和财富，很容易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这倒也罢了，但跟皇次子刘义真，成了关系匪浅的铁哥儿们以后，就不再是那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而是一个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
就以他在会稽的始宁墅而言，据他所作《山居赋》的介绍，园中有两座山，山与山间有河流，“自园之田，自田之湖，泛滥川上，缅邈水区”，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规模。“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无厌，行为不检，扰民滋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愤”。
中国文人，十之九自称清高，但真清高者少，假清高者多，说是不想做官，其实，每晚都在做“学而优则仕”这个永远的梦。有的人，甚至像年轻寡妇盼着再醮似的急不可待，忍不住要去染指权力。像谢灵运这样自以为是的精英，东宫太子身边的亲信，问鼎中枢，更是其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其实，诗人不适宜搞政治，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到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子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火中取栗的勾当，弄不好是要烫到自己的爪子的。他不但把手伸进锅里去，还在热锅里搅和，这不仅仅是不安分，而是很大程度上的利令智昏了。
可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热衷于仕途的谢灵运，以为有刘义真这把保护伞，毫无警惧之心。“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外放的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是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
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的没落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还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还不顾旧恶，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看待文化人，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诗人应该是聪明人，但也有不明细的时候。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
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塔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就是他在回始宁后发生的事。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发配岭南，到那里以后，狂如故，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这回真的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九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只是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头牌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心太野，手太长，想得到的东西太多，结果什么也得不到，不但得不到，自己还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
那个赞赏过谢灵运的梁简文帝，在《诫当阳公大心书》里，对他儿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为人和为文的观点：“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所以，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爆发，意兴升华，才能出现词句的沸腾，智慧的闪光。但切不可太狂，尤其不可傻狂，更不可狂到诗外。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一个狂法，更划得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