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他曾经说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馀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

曹植独得十分之八，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太厉害，太过分，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大诗人，出身王谢世家，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谢家子弟，皆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而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馀，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馀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将其弃市。

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仅四十九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这样，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第二诗人莱蒙托夫同样，也死于决斗，就不值得奇怪了。事实也证明，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诗句，可记住了他们的死，这种奇特方法的死，比他们写过的那些诗，更加脍炙人口。

这两位外国诗人，一因老婆被别人睡了，绿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面子上很觉坍台，被贵族奚落得颇不受用。“斯痛久已忍”的爆发，很容易趋向极端。要是碰上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就不会有这种过激反应，我当“**”二十二

年，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都趴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强忍下来。可俄国诗人咽不下这口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拔出枪来，向对方叫阵。写诗是诗人的强项，玩枪（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机，人家毫毛没掉一根，自己却当场饮弹身亡，死便成了诗人最后的一首诗。

比之洋诗人，国产诗人要孬种一些，从古至今，敢于诉求于决斗，来解决“斯痛久已忍”者，绝无仅有，甚至如谢灵运，跟最高当局来一个公然不卖账者，也颇为罕见。说来可怜，中国文人习惯于自杀和被杀，宁肯磕头如捣蒜，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宁肯写检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王八蛋，就是不敢有于抗争中“吾与汝俱亡”的勇气。

我一直想，这可能与屈原开了这个软弱的头有关。三闾大夫甚爱楚国，而楚国不甚爱他，失落之极，哀怨之极，想忍下去，忍不住，想做什么，做不了，一个人在汨罗江边徘徊来，徘徊去，希望楚怀王在最后一刻，派个通讯员来，请屈大夫回都城去高就（这是中国文人永远的梦），那也就可以不死。偏偏路上不见有来人的影踪，于是，采用自沉之道，一死了之。

中国的第一诗人如此这般地死，中国的第二诗人李白，岂能不如法炮制，果然他也采取了同一手段，你说巧也不巧？李白，与屈原同样，也怀着这个永远的梦，东奔西走，干谒，投诚，示忠，效劳，但均不甚得意，很想做点建功立业的事情，结果不但没得到他想要的，还差点搭上自己身家性命。后来，赦免了，从夜郎放回，放回又如何，年事已高，诗坛没有他的戏，或许无所谓；政坛没有他的戏，他可真是很在乎的。那晚，酒也喝高了点，就决定走前辈那条不归路。船行江心，他在月光下，看到江水中自己的影子，告诉船夫说，你看你看，老朋友来接我去荣华富贵了。说罢，扑通一声，跳下水去。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大诗人，同是自沉，又死出一个相似而不尽相同的场面，一个在绝望中死，一个在希望中亡。诗人就是这样追求特殊的一族。

但谢灵运终于闹到被砍掉脑袋，实在是由于他狂到了极致。中国诗人被杀头者不少，但在杀头的诗人中间，他是最出色的一个。

锺嵘在《诗品》里，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褒扬有加，我怀疑他是不是收下了谢客的红包。这是近年来评论家口袋之所以稍微丰满的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但谢死后三十六年，锺才出生，授受礼金的可能性近乎零，所以，只能看作这位评论家对谢的高看和情有独钟。他认为谢“才高词盛，富艳难纵”，并分析谢说：

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所以，他的结论是：“谢客为元嘉之雄。”

同时代人鲍照，汤惠休，都用“如芙蓉出水”来形容谢灵运的诗。稍后，梁简文帝萧纲，一个写艳诗的皇帝，也说“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巧不可阶”。再往后，杜甫有“焉得思如陶谢手”，苏轼有“陶谢之超然”的赞美，到了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里讲：“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看来，在陆先生眼里，读

谢客的山水诗，就像是沐浴在富含负离子的真山真水之中，灵与肉得到荡涤，而浑身舒泰通畅，这个评价就更神乎其神了。

后人常将他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曰“陶谢”。但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在谢公子的眼里，不过是个穷兮兮的乡巴佬而已，五柳先生只是后来经昭明太子的鼓吹，才在文学史上与谢并列。而谢康乐，据《文选人名录》称，谢灵运“幼而聪慧，善属文，举笔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宋书》谢的本传里也说：“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