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以后，我就到了最基层的铁路工程队劳动改造，因系流动单位，二十年来，倒也把祖国偏远地区走了个遍，增加不少感性知识。记得七十年代中期，进入湘黔交界处的丘陵地区，曾经到过类似桃花源那样极优美，然而也极封闭的苗族聚居地，那里的民风民俗，颇令我眼界大开。

一般情况下，修铁路之前，先得修进去一条公路。这样，我们打前站的工程队到达施工点后，总得依靠当地政府，帮我们借老百姓的房子暂住。我很乐意这样的安排，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居民，不但连县城都未去过，卡车都不知为何物？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更不了解轰轰烈烈的“*****”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也好，不像太政治化了的工人，对我这样一名“摘帽**”，牛鬼蛇神，总斜着眼打量我，不是公然地歧视，就是见了我像碰鬼一样，躲都来不及。我愿意住在老乡家，因为他们通常心地都很善良，尤其少数民族老乡，更毫无芥蒂地相信所有踏进他家门槛的客人。

房东姓龙，苗族，跑过马帮，老了，在家享福了。他所谓的福，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极容易满足的，有旱烟可抽，有酽茶可喝，便其乐融融了。当地人的风俗，把每月逢五的赶场，看得很重，那仿佛是一场嘉年华的狂欢会。龙老汉不去，因为他是见过世面的人；我也不去，因为我是被监管的分子。于是，坐在火塘旁边，听他讲年轻时的冒险经历，和他们这个民族的神话故事。

这个村寨里的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子，无一例外地都要赶场去的，而且无不抱着一个美丽的梦，说不定白马王子正在那里等候着她，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发现，苗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苗族女性在她们青春焕发的大好年华里，都长得很漂亮。苗族的民族服装，简直就是工艺品。可她们涂粉面、描阔眉、点额黄、多发饰的化妆术，尤其面颊上那两团日本膏药旗似的胭脂红，令人忍俊不止，也许还承袭着唐五代时的后蜀遗风呢。

后来，我从《花间集》中张泌的《柳枝》一词得到证实：“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倚着云屏新睡觉。思梦笑。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现在回想起来，那苗族少女的红腮，没准倒是正宗的唐人装扮咧！

临时公路修好，临时房屋搭好，大批施工人马进来了，医院也随之而来，***思想宣传队也跑来演出***，那些穿着入时的女医生、女护士、女文工团员，让当地的女孩子开阔了眼界。年轻一代总是具有先锋意识，甚至还有一点叛逆心理。这是那个龙老汉最看不惯，朝地下唾口水，表示愤慨的。

她们，渐渐地觉得猴腚似的红腮帮，透着好笑；渐渐地学会了浅妆，将膏药旗边缘淡化；渐渐地减少了身上的银饰，不再叮叮当当的作响；渐渐地跑到铁路供应站来买化妆品，买衣物，渐渐地，穿的戴的便完全汉化了，甚至梳起当时很流行的马尾巴头。龙老汉愤怒了，进行干预，干预也没有用，整个村寨在发生着这种无声的变化。等到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还坚持穿戴民族服饰的，只是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

“都是你们工人把我们的女娃子带坏了！”龙老汉向我抱怨。

从这个小村寨里的见闻，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一个民族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有变化的。

二，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再孤陋寡闻，想不让这个民族变化，也不行。

三，民族之间的彼此交融，相互浸润，先进文化如同水流一样，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那势头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四，由于变化的加剧，民族的特征，以及专属性的文化风俗习惯，被扬弃和被改造的过程加快，民族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趋同的要求与民族独特个性的矛盾，将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故宫里居然开设星巴克咖啡店，这是十年前能够想象到的吗？中国都在变，没有理由不让一个落后的民族变，教他们还像老祖宗那样过日子，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从这个小村寨看，只要开始变化，就没有办法停止下来，而且其变化进程，会像加速度的自由落体一样，只能越来越快。

现在回过头去观察

公元265年到5**年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当时在北中国扬鞭策马、虎视眈眈，觊觎中原、干戈不止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包括拓跋氏鲜卑和白部鲜卑、河西鲜卑）、羯、氐、羌，以及柔然、丁零、敕勒、突厥、高车等，都是文化低下、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不断骚扰和侵袭中原地区的同时，也被高于他们的农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所影响。于是，在这三百多年里，相继建立过正规的或不完全正规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所以有时间长短不等、地盘大小不一的差别，关键在于他们接受这种汉族影响的程度，有高低不同的区分。

其中，以氐族的前秦，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在全盘汉化方面，最有实效，也就最为成功。苻坚，几乎统一了北方，倘不在淝水之战中被谢安击败，东晋的司马曜就得向他臣服；北魏的版图，一度达到长江北岸，其先头部队，差一点就从瓜洲渡江，到达建康，南朝岌岌乎危哉，来不及要迁都的。他们所以获得这样的骄人战果，一是这些民族求新求变的内在动力，二是他们重视和依靠王猛和崔浩这样的汉族精英。

王猛和崔浩，是历史上为异族服务，担任过高职的汉族知识分子。

一在前秦，任始平令，京兆尹，尚书令，官至丞相；一在北魏，以三朝元老受封为东郡公，拜太常卿，后迁司徒，参与军国机谋。他们如同希腊神话里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将汉文化传播到这些走出蛮荒的少数民族，使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游牧部落，建成封建国家。

史书上对这些背离本民族，为异族政权做事者的心声，未着笔墨。但依据汉民族奉正朔、存正统的儒学精神，可以想象，那些衣冠南迁后，仍留在北方，不肯阿附新朝的汉族精英分子，会打心眼里蔑视这两位先生。不过，当时的北中国战乱频仍，朝秦暮楚，政权走马灯般更迭，易主而事已成家常便饭，今日为这个渠帅效力，明日为那个首领劬劳，也许不存在失节，背叛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他们二位来讲，已不算得什么一回事。

可他们真正的内心隐痛，却是他们在异族政权中的少数地位和外人感觉。《晋书·苻坚传》中，记载了一次氐豪和王猛的冲突，“特进樊世，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这些少数民族中既得利益集团，和极端分子，不但始终怀疑他们的忠诚，猜忌他们的做法，甚至有恃无恐的进行抵制。

在这方面，崔浩比王猛的处境要更不好一些，所以，他的下场更悲惨。

氐族的苻坚，羯族的石勒，羌族的姚襄，匈奴的刘渊（此人甚至跑到洛阳与文人才子，吟诗联句，很儒雅的），由于长期混居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统领部落，来去如风，不断骚扰中原，饱掠人财，但有机会接受到较多的汉文化影响。于是，就像我七十年代在苗寨所见到的那样，人们眼界开阔以后，必然产生出对于优势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在意本民族的文明和进步，努力融入中华文化。

拓跋氏，鲜卑族的一支，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许多陋习，直到公元四世纪末，迄无变化。其野蛮程度（这是崔浩最感到挠头的），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先进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明白禁止同姓通婚的必要性。

恐惧文明，也就越远离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这种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

由此想见胡服骑射，好战尚武，游掠虏获，以掳劫剽夺为生的拓跋氏，

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忍了。因为文化特别低下的原因，便专注于破坏和毁灭。所以，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拓跋氏，后来成了统治者，汉人在背后仍称他们为“索虏”。上面所说的那个韩风，他要杀将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寸草不留。

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浩劫，都是由外来的低文明的民族，和无文化的农民，以及帝国主义的***所造成的。“**”期间，凡以***为名，进行***者，以痞子先锋自居，打倒一切者，以读书无用论，大串连点火烧荒者，以知识越多越反动，折磨知识分子者，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不过大同小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