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朝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一代鸿儒，也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此公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
他其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他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此种”两字之间，也许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这个人太招他的恨了。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也是因写捧年大将军的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要他挂在自家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有点像当年戴上“**”帽子，接受群众监督那样。虽然每天磕头，但保住了这颗脑袋。最滑稽的，将钱名世遣返回乡时，雍正让朝廷所有官员，都写诗表态，认为他罪该万死，幸皇上宽大为怀，令其居家思过。这部大批判集，故宫博物院作为“***”一案，曾经印行过的。
雍正恨汪景祺，胜于恨钱名世，道理很简单，他们都拍年羹尧的马屁，但钱名世只止于写谀诗而已，而汪景祺则参与机要，为虎作伥，出谋划策，助纣为虐，这是雍正早在储位的时候就种下来的仇恨。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时刻，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才使雍正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势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这本《西征随笔》，让雍正逮了个正着。应该说，汪景祺不傻，他不是有小聪明而是有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书中有《功臣不可为》一文，就是为年大总督写的，其意所指，年羹尧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的原因，是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划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素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的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
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汪景祺这位年府首席文人，枭首示众，那身躯和脑袋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鸦啄蝇聚，风吹雨淋。此案而且株连家小，“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近年来被奉为“盛世之主”，小说写过，电视演过，但他对汪景祺的刻薄歹毒，以致那尸骸骷髅，在菜市口一挂十年，这位陛下的小人嘴脸，还不昭然若揭吗？
1735年乾隆继位，24岁的他年富力强。图为郎世宁《乾隆皇帝大阅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画系弘历29岁阅兵时的戎装像。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逝世，乾隆继位，这年他24岁，正年富力强之际。不过，他的老子临终嘱托里，特别交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这让刚坐上龙椅的弘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前朝老臣都不会太欢迎的。
鄂尔泰为满洲镶蓝旗人，任过广西巡抚、云贵总督，雍正朝授保和殿大学士。1732年（雍正十年），为首席军机大臣，备受器重。雍正还为皇子时，曾拉拢他作为私党，被断然拒绝，没料想雍正反而对他肃然起敬，为帝后他立授重任。鄂尔泰力主西南诸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废土司、设府县、置流官、驻军队的“改土归流”政策，此举对于巩固边疆起到很大作用。
张廷玉，汉人，因授课皇子，得雍正赏识，擢礼部尚书。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雍正对他十分信任，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以表其辅佐之功。1730年（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交张廷玉全权规划，厘定制度，订立章程，由于擘画周详，设计完密，深得帝心，倚为股肱。据说，有一次张廷玉告病假，雍正坐卧不安。近侍趋问安祥，他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否？”众人惊讶不止，他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鄂尔泰比乾隆长34岁，张廷玉比乾隆长38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第一，能不能驾驭得住？第二，会不会买他的账？这让年轻皇帝有点郁闷。乾隆是个强人，强人的特点是他替别人作主，而决不接受别人替他作主。现在，父王强加给他两位老臣，而且几乎找不出来什么破绽和瑕疵，可以退货。更何况，他的老子不但考虑到两位生前的安排，连死后也想周全了。遗嘱里说得清清楚楚，还要配享太庙，给予帝国的最高荣誉。弄得这位刚上台的皇帝，一是毫无作为，二是无法作为，三是不敢作为，只有接受既成事实，能不叫他恼火窝心吗？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轮到他主政，他却拿这两位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再说，皇帝要除掉大臣，并不需要理由，一般都是利用其出错，革职查办；或者，诬其叛逆造反，彻底铲除。但姜还是老的辣，雍正显然不愿意大清王朝的江山，一下子落在这个年轻人肩上时，出现什么交接班的问题。其实，这还真是雍正为他儿子着想：首先，刚坐江山，定然执政经验不足；其次，千头万绪，难以把握轻重缓急；再其次，也许是知其子莫如其父，也许是为父的确切了解其子，乾隆有做大事之决心和野心，但并无做大事之本领和功夫（他的一生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给他派定两个辅导员，扶上马，送一程。
当然，乾隆横下一条心，硬要干掉他俩，也许并非难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脸一抹，什么下作做不出来？雍正似乎预知他儿子会有这想法，提前给这两位老臣打了政治上的保票，“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写在遗言中并公之于世。这就是雍正的厉害了，如果小子你真
要将鄂、张二人如同鳌拜、年羹尧那样除掉，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你老子说的话等于放屁。雍正想到这里，心里说：谅你这小子也没这份挑战的胆子。于是合上眼睛，撒手西去。这样，在太和殿的登基**上，两位老臣，一左一右，跪在他面前，低头偷着乐，而乾隆却好像心头堵着两块石头。
然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鄂尔泰树大根深，其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族要员。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阁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族大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族大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弟子。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廷玉著文自诩，“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具有居高临下的满族背景，骄横跋扈；张廷玉具有精通汉文化的精神优势，名声遐迩。鄂尔泰背后是颐指气使的满族豪贵集团，气焰嚣张；张廷玉身边是炙手可热的汉族精英分子，极具人脉。于是壁垒分明，不相水火。由此也证明，中国人是不能太成功的，成功而不清醒必得意，得意而不谦谨必忘形。忘形之人，哪里还会有警惕之心、自省之意？这两位老臣最晕头之处、最混账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位有点轻浮、有点虚荣、有点小聪明、有点小才华的年轻皇帝，真正放在眼里。他们很自信，你老子我们都侍候过来，还摆不平你？
乾隆是什么人？自负，记仇，心狠，翻脸不认人。一直等着两位老先生，出格、犯规、惹事、闯祸，有个什么闪失，好来收拾他们。他通过一系列的案件：第一，乾隆元年，“鄂党”张广泗、“张党”张照，先后出兵贵州的相互攻讦案；第二，乾隆六年，“鄂党”仲永檀、“张党”张照，泄密受贿彼此揭老底案；第三，乾隆十三年，处死“鄂党”张广泗兵败金川案；第四，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姻亲涉及吕留良“***”被罚巨款案，以及发动朝臣攻击张廷玉不当配享案；第五，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摩生诗抄》“***”案发，因系鄂尔泰门生，虽死也遭清算案。极尽打打拉拉、拉拉打打之能事，极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手段，终于将他俩修理得体无完肤而离开人世。
应该说，乾隆前期的治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辅导员，承续着雍正时期“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章学诚语）的大政方针，“励精图治”。我估计，“前朝是怎样办理的？”“宪皇帝是怎样教导的？”肯定是这两位执政大臣，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辞令。而且，我还估计得到，其实挺小人、挺小气、挺记仇、报复心挺强的乾隆，一定会对这种使他耳朵生茧的训诲，打心眼里起腻。也许越是说这种话，也许年轻的皇帝越是反感，也许越发加大收拾二位的力度。
显然，两位老人家没料到这位年轻对手，竟是“鹬蚌相争”的得利渔夫。多年以后，乾隆笑谈这两位老臣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耳！”这话说得有点阴、有点损，什么叫“故智”？即“玩不出新花样的老把戏”，即“起不了大作用的老手段”，这种如同耍猴戏似的挥鞭驱使的主宰语气，这种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跳不出掌心的从容口吻，也可窥见乾隆绝非善类的嘴脸一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