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1654—1722） 清朝第四位皇帝。他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
雍正（1678—1735） 清朝第五位皇帝。他在位时期，实行一系列铁腕改革政策。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乾隆（1711—1799） 清朝第六位皇帝。在位60年间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之风更加严酷。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九，玄烨谕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
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如此高智商的皇帝，情急之下，做出这等没水平的事情，只能证明他气急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才出此下策。说白了，即使将其骸骨磨成粉齑，对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除了落一个笑柄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将其骸骨分发各省，予以展示，更是匪夷所思。如此野蛮而且下作的报复手段，不但起不到儆诫作用，无非使人徒增反感而已。
玄烨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位皇帝差一点栽倒在吴三桂手下。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如果他真赢了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高兴的。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脚，老百姓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汉奸居然弄得他很丢脸。康熙当然知道汉人看他的笑话，你养了一条狗，你又惹了这条狗，这条狗转过屁股来咬你，活该！所以，他恨这个吴三桂，恨到极点！
他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吴三桂，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这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二是更想不到八旗子弟兵，尤其不成器。“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昌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玩寇殃民，攘夺焚掠，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不知怎样应对？”
《清通鉴》记他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
虽然玄烨最后险胜了，但这是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傻子也能算清这笔账。吴三桂死时已是74岁，这年玄烨刚25五岁，两人相差49岁，快50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自然死亡后，肯定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不可一世的他，等不及；自以为是天纵过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简单，非常自信，朕8岁登基，14岁亲政，16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20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于是，此人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因为先前有决策权的大臣，如鳌拜等，不是杀头，就是打倒，再也无人阻挡，谏劝此事之不可为。后来剩下的大臣，如明珠等，都是马屁精之流，只会顺杆儿爬。玄烨遂在处置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汉族藩王的策略上，改变多尔衮、顺治，一直到鳌拜利用之、收买之、尊崇之的同时，逐步削减之的手段。
图为清朝王翚《康熙南巡图·出永定门》（现藏故宫博物院）。
这班人未必喜欢这个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龄不饶人，是个绝对的真理，相信时间最后可以摆平一切，也是客观的规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他又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别看如今对康熙的吹捧甚嚣尘上，对盛世的渲染离奇过分。其实，他也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逼反功臣，引发内战，是在建国30年后，而且一打就是八年，只有这个康熙、这个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来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险，可想而知。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三桂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三桂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至少还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胜负，惟其如此，玄烨的赢，赢得有此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而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险游戏，因为涉及地方利益，被剥夺者通常要进行反抗，而剥夺者也就必然要进行“反”反抗。于是，无论剥夺者成功也罢，被剥夺者不失败也罢，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镇压，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七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这位少年天子，此时仍属于不学无术之流，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上得知，怎样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诸侯，削权降格。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解除武装；使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从不再干政的事例中汲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然而，掀起此次战乱的这个主谋，并不责备自己，却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
忆尔时唯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见章开沅主编《清通鉴》）
听听，这等错了不认账，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口吻，多么无赖，又多么可笑啊！
1725年（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祺的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做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这次菜市口秋决，出了点麻烦，监刑官、刽子手对着这具身首分离的死尸，直吮牙花子，不知如何办才是？因为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指着这份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上面还有雍正爷的朱批，写着“立斩枭示”四个字，“立斩枭”遵旨照办了，还有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陛下的意思，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也就是公开展览。让大家看看，跟皇帝老子作对，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景祺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汪景祺这个人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
一点点当下人们鼓吹的“盛世”帝王的胸怀？整个看来，康、雍、乾三帝，一个赛过一个不是东西。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