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1715—1763） 清朝文学家，籍贯沈阳，生于南京。其家族获罪被抄，他随家人回迁到北京，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他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织补等均有精深研究。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曹雪芹在香山脚下写《红楼梦》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尚未形成队伍，不成气候，即使有所著述，也多属个体行为。所以，我不相信红学家们的妄想，似乎在曹雪芹的身边，有一个类似团契性质的砚脂斋，构成某种批评家群体，在指导着他的创作。
按时下红学家们的演义，这个脂评家集团，人数应该有七八个人或者更多一些的样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如果曹雪芹有义务要管他们饭的话，这一桌食客真够他一呛。
我们这班小角色，也许需要指导；而且也有人乐于指导，生怕我们没有指导，会产生缺氧的高原反应而休克。所以这一辈子，指导员的谆谆教诲，不绝于耳，真是一种很“幸福”的痛苦，也是一种很“痛苦”的幸福。但曹雪芹这位历史上真正的大师，他能容忍在其创作空间里的“第三只眼睛”么？他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写和写什么吗？那真是岂有此理之事。如果他也像芸芸众生的我辈，一天到晚向各种身份的指导员，其中不乏这类不三不四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鞠躬致敬，诺诺连声，他还是个大师吗？这种原本虚妄，逐渐坐实的附会，无论红学家们怎样自圆其说，也是对一代大师的亵渎。
脂砚斋，是胡适从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怪物，竟成不可收拾之势，连这位始作俑者恐怕也是估算不到的。自打他弄出一部来历不明的“甲戌本”，据那些闪烁其词、蛛丝马迹的脂评，发潜阐幽，倡“自叙传”说，树新红学门派，闹腾到不但红学，连曹学、脂学都成了一门显学。于是，按市场决定商品的供求关系，手抄本纷纷出笼，脂砚斋层出不穷。
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样，红学家有事好干，有话好说，有饭好吃，有钱好赚，皆大欢喜。看来，按国人喜欢起哄架秧子的习性，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方面的才气，估计几个世纪也消停不了，说不定从哪座旧王府的夹壁墙里，找到全部曹雪芹亲笔缮写的真本《红楼梦》，是不必奇怪的事。但愿我能看到某些无聊红学家达到的这个作伪高峰。
红学家应该给脂砚斋请功，他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他给《红楼梦》一书的发行，增添多少效益。假如曹雪芹能够收取版税，脂评诸公有理由要求分成，二八，或者三七，都不算多。
胡适虽然敢于“大胆的假设”，认为评者与作者可能有着某种关系，但并未确证，只是心存疑窦而已。而他的门徒、门徒的门徒，牵强附会，弄假成真的能力，远胜于他本人。积数十年的鼓吹，加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悖心理的影响，言之凿凿，神乎其神，最后造成这样的假象，好像这班人都进入了《红楼梦》的写作班子，好像那个叫做曹雪芹的“菜鸟”，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完成了这部不朽之作。连绝顶聪明的作家张爱玲，也一时糊涂起来，“近人竟有认为此书是集体创作的”，看来，她也被此说迷惑了。
这才是埋葬大师最恶毒的手法。
文句不通，白字连篇，依附于《红楼梦》的书眉和正文夹缝之中，眼泪鼻涕，滥情不已，假戏真做，扑朔迷离，只言片字，望风扑影，装疯卖傻，若有
其事，极具欺骗性的脂砚斋，剔不走，抠不掉，还拿他真没办法。正如史家陈寅恪氏治史的名言那样，证明其无，要比证明其有，更难。所以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
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
历史上有过久讹成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的曾参老娘，一次不信，二次不信，第三次听得人说，她儿子杀了人，就当真了，吓得投杼逾墙而走。这就是法西斯理论家希姆莱的“真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使人确信不疑。
脂砚斋就这样无凭无据地被坐实了。
在红学家久而久之的煞有介事下，大家也就将信将疑地认可脂砚斋与曹雪芹的联系。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假设。图为清朝孙温《红楼梦》绘本。
如果曹雪芹生前，真有这帮脂砚斋，或扬长于前，或尾随其后，或紧逼盯人，或长传短吊，那可真是他的梦魇了。
据说，胡适晚年，对其红学滥觞，也意兴阑珊。而俞平伯，却有了最后的觉醒，发出振聋发聩的智慧之声，使人在红学研究的迷雾中，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这场“捧脂”大戏中，俞平伯曾经为“第二号人物”，嗣后的红学研究，无不缘起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在***发动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对远走高飞的胡适，鞭长莫及，唯能缺席审判。可西方人爱搞这名堂，而喜欢看戏的中国人则不习惯台上没有角儿的演出。于是，恰巧在眼皮子底下的俞平伯，还梗着脖子不服，那好，拉将出来，替胡适出庭，站在被告席里，接受口诛笔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比较文明，声严色厉是有的，痛批猛揭是有的，但动手打人，令被运动者受到皮肉之苦，倒不多见。至少1957年打“**”时，虽说“**”是“打”出来的，但我大会小会熬了过来，倒不曾挨打。被唾弃者唾沫星子溅得我脸上开花是有的，被揭发者狗血喷头吓得我目瞪口呆是有的，被义愤填膺者罚站得我昏昏欲倒是有的，但托老天的福，倒没人碰过我一指头。到十年“**”期间，就完蛋了，说是“**”，其实倒是结结实实的“武”革，真是“几度疑死恶狗村”啊。至今，我的肋骨在X光片里，一边高，一边低，就是那场“革命”留在身体上的“胜利成果”。
所以，我对“**”中的遭难者，便有“身受感同”的共鸣。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每来北京，常住在俞先生家，我去看他时，发现这位“新红学二号人物”，那不良于行的样子，颇觉心酸。估计老先生在“武”革时期受到的磨难，大概要甚于批《红楼梦》那阵。因此，只能摸索着在室内蹒跚行走，凡他老人家扪过的墙壁，都留下了指纹和掌摸的斑渍。环视室内，这一圈污秽的印迹，似乎能够体味到这位知识分子在垢辱中度过的那些日子。
悲剧就在于俞平伯代人受过的同时，其实他对脂评的看法早已与老拍档胡适分道扬镳。可在人们心目中，一提新红学，这两位就被捆绑在一块儿，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根绳子拴两只蜢蚱，谁也蹦不开谁，他也就不得不扮演这个反面角色到底。
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还是他觉得再不说，也许就永远没机会说了。1978年他对***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你看，20年代以后，我根本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
章。”1985年他对《文史知识》的谈话中也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构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和他180度的急转，使得那些赖红学、曹学、脂学谋生的人，沸反盈天起来。
“您怎么啦，俞先生！你走就走好得了，何必临走，还要砸俺们的饭碗，害得我们无以为生呢！”
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求实；大师形而上，尚虚。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列宁说过，鹰有时会落到后院里来，但它属于天空，最终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蓝天白云里；那些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鸡，无论它怎么飞，也飞不出后院的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