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其师张溥为复社**。

后来人常常不理解，人称吴太史的这样一位文学大师，睿智学者，聪明透顶，身受前朝之恩，多蒙故主眷顾，为什么不能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埋名隐居，坚拒不就？为什么不能像陈子龙、夏完淳那样宁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济，也可以学王夫之那样，作《惜发赋》，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里潜心读书。

说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当的难了。

直到我当了“**”，我才懂得，中国人当中，强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这样高标准地要求吴梅村，但他愿意跪下来求生，而不想站着取死，那你也只好抱憾。

一位研究吴梅村的日本学者安积信，就十分为这位大师惋惜：“第梅村受知于庄烈帝，南宫首策，莲烛赐婚，不十年累迁至宫詹学士，负海内重名久矣。当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时，不能与陈卧子、黄蕴生诸贤致命遂志，又不能与顾亭林、纪伯紫诸子自放山林之间，委蛇伏游，遂事二朝，则不若尚书（王阮亭）之峻整、随园之清高远矣。向使梅村能取义成仁，或隐身岩穴间，其节概文章，皆足以为后学标准，而天下所推为一代冠冕者，亦将不在阮亭而在梅村，岂不尤可惜哉？”（见清朝方浚师所著《蕉轩随录》）

安积信先生不了解中国人向来崇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哲学，与他们日本国动不动切腹自杀的武士道精神，是毫无共同点的。且不论切腹这举动本身的正确与否，但对死亡毫无畏惧的坚强，与但求苟且偷生的软弱，是存在着天壤之别的。

于是，便出现清朝刘献庭《广阳杂记》中所记述的场面：“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集**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明亡后，清廷召诱天下之士，同征周廷珑、姚思孝等皆坚执不赴。又有李灏以绝食自戕相抗，梅村一时肠软，忍志赴召。”清人入关后，武力征服的同时，也进行文化征服，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想成大事而文化不高的异族统治者，无不笼络和倚重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和加强其政权。清政权用征召的办法网罗文士，从多尔衮、多铎起，到福临亲政后，是一以贯之的政策。

斯时，“江左三才子”的钱谦益、龚鼎孳早就成了“两截人”，吴梅村焉能例外？“两截人”是当时的流行话，系指明朝的官，薙发蓄辫，又来做清朝的官的一班人。

有人认为刘献庭所记轶闻，为杜撰之词，其实谬矣，尽管**会饯时，吴梅村尚未赴召，但他的被召，和他的必然要应召，已成定局之事。因为他既不坚示拒绝，又不尽力隐匿，而且还作秀、作大秀，不是明摆着在等着清廷来征召吗？因此，某个人打油一首，给这位在大会上出足风头的吴学士开个玩笑，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寄语”二字，多少带有一点劝诫，阁下，已经是“一半清朝一半明”了，你还执意要去做两“朝天子一朝臣”吗？

第一，清廷对这样一个大文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早晚要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会放任不管，任其自由的。第二，那些已经为清廷效力的前朝官吏，也要拉他下水，岂能容他成为名节孤贞之士，而万世流芳？虽然，他可以找到100个理由，为自己的变节推卸责任，但是，迟至顺治九年、顺治十年，清当局才将焦距对准他。我认为，很大程度是他个人拼命造势的结果。

明亡十年，吴梅村足迹遍江南，说明也并未闲着，说明他也是生怕世人将他忘却。文人之不甘寂寞，本是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这也是越有名气的大师级的文人，所以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露出那张核桃脸，笑容可掬的缘故。

当年，在崇祯朝的党争中，吴梅村虽然有点虎头蛇尾，“拔脚风尘际”，但政坛之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张溥让他上了这一课，积极的方面使他懂得了政治的险恶，消极的方面也让这个年轻人感受到权力的诱惑。在握有权杖的盛宴上，那一杯文学的美酒，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他大清王朝鼎革之后，终于不愿老死牖下的原因。何况身边有一个密友兼亲家陈之遴，这种“两截人”的样板在，“怎么活不是活？”这也是所有弱者在选择下下策时，给自己的合理解释。

上次崇祯六年的“**大会”，不到30岁的吴梅村，是以“联捷会元、鼎甲”和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出现的，不过是风流儒雅的青年才俊，充其量是众望所归的“****”。而这次顺治十年的“**之会”不同了，四十多岁的吴梅村，已是一位众星捧月的****、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坛重镇。这次“和合之局”，实际为钱谦益所发起、所策划，其目的是为了凝聚汉族知识分子，精诚团结，不起内讧，使统治者从中渔利。可这种在统治者眼皮子底下聚众**，应该说与体弱多病的他那怯事畏难的习性是相悖的，但吴梅村却挺身而出，担纲主演，勇于任事，我觉得其中不无他个人的利益考量在内，因为他终于等到一次向当局显示其实力的机会，他认为是值得一试的。

果然，他成为与会数千文士共推的宗主，清廷马

上下征召令，克日进京。

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付出变节的代价，付出叛主背恩的代价，付出数十年声名的代价，付出在知识分子中树立起来的高风亮节的代价，得到的是冷遇、是漠视、是猜疑、是不信任、是区区不足道的一名编纂和小小学官而已。早知如此，不若不降。

但他终于决定不当志士，而要当顺民了。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一步很难迈出，因为他那篇脍炙人口的长诗《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编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对降清的吴三桂持批判态度，现在却轮到他蹈其覆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嘛？情何以堪？因姻亲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之荐，吴梅村受征入京，官秘书院侍讲，转国子监祭酒。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陈名夏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时为多尔衮手下最得意的红人，而尊为皇父的摄政王，比皇帝更皇帝。这样的政治背景，要说他丝毫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可改弦易辙，效忠新朝，好景不长，那靠山多尔衮就死了。多尔衮被顺治清算以后，陈名夏被宁完我劾，处死。吴梅村一看形势不好，顺治十三年，借奔母丧名义，辞官不出。嗣后，居家至死，享年63岁。

为大清王朝服务了三年，吴梅村后悔了一辈子。

吴梅村死前说他“心力俱枯”，除病魔缠身外，一是他所说的“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的“苦”；二是他仕清三年，那失节的痛苦，那背恩的谴咎，那至死也不能自谅的“悔”。这内外压力，恐怕是更重要的死因。“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临终诗四首》之一）

可吴梅村也不想想，一位归顺得太晚的文人，还能指望坐稳江山的顺治，为你开欢迎会么？在京三年，风云谲变，如鸟惊弓，大案迭兴，唯恐牵连，旧病复发，沉疴难愈，亲友远离，处境凄凉，日子过得诚如其言，“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同时，他这个人、这个人的一生、这个人的未来，都成了零。这场不是赌博的赌博，这场不是投机的投机，真是输得够惨。吴梅村先为大明遗民，颠沛流离，命途多舛；后为大清官员，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再回来为民，头顶上仍是悬着“达利克摩斯之剑”，不定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每东南有一狱，长虑收者在门，及诗祸史祸，惴惴莫保。”（《与子璟疏》）这种处于高压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当然也不是吴梅村的个人体验，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代里，谁不是诚惶诚恐，惕息为生？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人类生存的最低诉求，但实际上，战争、饥饿、天灾、瘟疫、**、极权、恐怖活动、****……从来也不曾在这个星球上停止过。而对知识分子来讲，真刀真枪固然可怕，精神压迫更是恐惧。不杀你，刀在脖子上来回磨蹭；不打你，鞭在眼睛前一劲儿晃悠。接下来，仍不杀，仍不打，只是让你一块肉一块肉地自己切割自己，再于创口上抹上盐……这都是历代统治者及其爪牙，于不动声色中死整知识分子的高招。所以，在惶悚中挣扎，在悔恨中熬煎，在无所依傍的孤独中饮泣的吴梅村，不死何待？

尽管吴梅村非常忧虑，“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连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与子璟疏》）。但几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已不再苛责这位“草间偷活，沉吟不断”的诗人。“气节”二字，从“耻不食周粟”的那伯夷、叔齐两兄弟开始，就规范了封建社会中的士，与统治者的契约关系。在今天看来，吴梅村这种所谓的“两截人”被人所耻笑，只是在两朝交替的感情激荡期间，当时之人们会把“气节”看得较重的。但时过境迁，在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这样的大前提下，“失节说”也就渐渐淡化，渐渐不当一回事。

尤其是吴梅村对身后事的安排，你不能不为他的苦心孤诣，一掬同情之泪。

此时，他女儿已逝，儿子尚幼，他将死后的安排，托付给弟子，其中两项嘱咐，既表示他对故国的悔，也流露他对新朝的恨，不过都不着痕迹罢了。据《清史稿》，吴伟业“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对一个无助的文人，一个凄凄惶惶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天大的压力下，在无论做什么也无济于事的状况下，还尽其所能地做出一点点有限而有限，可怜而可怜的反抗，你不能不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类似的勇气吗？恐怕不仅仅是惭愧吧？

所以，吴梅村的忏悔，用他的死，最后给自己画上了句号。这是他这样一个大写的人，对自己、对世界、对历史所体现出的负责感情。

我想，《五灯会元》里的那句话：“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应该是对我们大家都有用的。尤其时下那些或老或少，或男或女，伸出一双手，张开一张嘴，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的朋友们，听一听，或许也不无裨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