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的文人们，从来是说归说，做归做，并不总那么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当面拒绝投降、背后输诚纳款，表面光明磊落、内里蝇营狗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文章漂亮、声名狼藉，嘴上高调、心里龌龊，这等人也是有过的。金圣叹刚刚写完“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的诗句，表明与新朝划清界限；墨迹未干，听到顺治帝夸他文章如何如何佳妙之后，马上忘了矢志不渝的誓言，立刻磕头烧香，三呼万岁，深感皇恩浩荡。
其实，顺治夸他文章，也不过是传闻而已，是否属实，两可之间。但文人一听到对自己文章的好评，从来见风就是影的。他很当真地在《春感八首》的诗里，做了好多美梦，把一个自称“遗民”的人，对新朝感激涕零的面目，刻画得丝丝入扣，那卑微的心理状态，也真是可怜兮兮得很。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论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北叩首敬赋。
文人比《水浒传》里的好汉，更容易接受招安，统治者只要将肉骨头晃晃，他们马上就会摇尾巴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动乱年代里、在板荡岁月中，往往是最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变节失身，**求荣，俯首称臣，摇尾乞怜，一部《二十四史》，比比皆是。就看明末清初，比金圣叹名气大得多的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侯方域、龚鼎孳之俦，很快地变换旗帜，剃发蓄辫，胡服左衽，迅速地与昨天还要誓死抵抗的异族统治者，或同流，或合污，或苟延残喘、金圣叹只是去哭哭庙，就算不得什么的了。
这时，金圣叹到了玄妙观门口，掸一掸马蹄袖，理一理方巾帽，从轿上下来，有一种掩抑不住暗自得意的神气。今天他的光临，与所有与会者不同的，独他是受到过这位大行皇帝赏识的作家。被皇帝老子叫好，和今天泛滥的、贬值的这个奖那个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当然也出现在从门缝中瞟他的女道士们的眼里，当他环顾左右时的一脸骄矜流露出来的时候，很显然，他找到了自我感觉，简直好得不能再好，到了非常之好的地步。那脸上分明写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敢问在座诸公，哪一位能这样承蒙圣眷，获
此殊荣呢！
老实说，在玄妙观里哭庙的众人间，真是无一人站出来，回应这位才子的挑战。
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鲁迅先生是不大以为然的，“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实，袁宏道也是承接着李卓吾的“唾余”，比金圣叹早半个世纪的李卓吾，也是个狂人，且比他狂得更狠些。袁宏道说：“人言《水浒》传，果然。”“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我不知道外国文学中，是否也有中国这种与作品同时并进的文学批评？我曾经猜测过，评点是中国汉字未能大量印刷前，依赖抄书匠一笔一画的劳作时的余兴节目。犹如西方中世纪教堂地下室里，在羊皮书上抄写《圣经》《福音书》的教士，用鹅毛笔对每一章节前第一个拉丁字母，所作的花饰一样，是同样性质的自我表现。边抄边议，本是职业誊写者的消遣。但到了文人手里，评点便具备了文学色彩，由于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派，不但将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作品，推崇到与官方正统读物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作为文学批评方式的一种，中国式的评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被确立下来。
鲁迅一谈起金圣叹，摇头之余，总忘不了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许褚**上阵，中了好几箭后的评语：“谁叫你赤膊。”其实这句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并非金圣叹所言，而系评点《三国演义》的毛宗岗父子借名假托的。可见，金圣叹在评点领域中，是位扛鼎人物，连鲁迅先生也被搞糊涂，误以为是他说的了。
金评《水浒传》，不少酸腐，颇多牵强，可他的真知卓识，也令人茅塞顿开，使读者重新认识《水浒》的佳妙之处。看得出，他赞赏梁山好汉，说到底，内心深处是主张他们造反的，因为他同样对朝廷不满。而文人不满，能有什么作为？至多是字里行间，发发牢骚，关起门来，腹诽而已。知识分子虽然很容易不满，也爱不满，但绝不敢太不满的，尤其不可能像石碣村“阮氏三兄弟”那样杀人越货，啸众起义，落草江湖地表示不满。所以，知识分子灵魂中那根不敢造反的弦，始终在起作用。这样，赞成造反，可不敢肆意地宣扬造反；反对贪官，绝不能反对皇帝。最终金圣叹只有腰斩《水浒》，招安一途了。
他只能这样评、这样改，这就是金圣叹评《水浒传》时的心理矛盾。虽然他的良知使得这支评点之笔，不能为贪官污吏组成的朝廷唱颂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讳地道出“罪归朝廷，功归强盗”，但却能大声疾呼：“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在那个死水般的封建社会里，说出“官逼民反”的症结所在，也算得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了。高俅，何许人也，皇帝身边之亲信也，亲信既然成为动乱之源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冲这一点给老百姓的启示，金圣叹也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了。
金圣叹书写的“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金圣叹的书法，仅此一件传世。文字点画纵横，不拘法度。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要没有这些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状态的文人，不那么按部就班，不那么循规蹈矩，捣一点乱、添一点彩、唱一点反调、闹一点笑话，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长老爷、权威人士、丘八将军们过不去，而落得掉脑袋、进法场、满门抄斩、充军乌苏里台，那文学史也不免太死气沉沉了。
自杀的李贽（1527—1602）和他杀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电视连续剧里轮流担纲的主角。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人瑞对这位前辈而言，其智慧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却有相同之处。我们读文学史，狂人多，热闹也多，文采也盛。虽然傻狂，也真是让人受不了，尽管如此，文人的狂狷，对文学的进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若是作家成为一个个等因奉此的员司、照猫画虎的文书、点头哈腰的衙役、失去**的阉竖，唯长官意志，做帝王玩物；写奉命文学，当御用文人。那文学没准就停滞不前，黯无声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现在，还能看到金圣叹的墨宝，是1**8年二月四日写的一幅真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笔力雄浑，形体肥厚，具有一点东坡风骨。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陈子龙、夏完淳殉难，这都是发生在江南一带他身边的南明悲剧，使他复国之望完全灭绝。尤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所以，按照他手迹中消极情绪来推断，他不会去寻衅闹事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先天的软弱性所制，从来不是很富挑战精神的。金圣叹在明朝就有怀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尽管他对当局
不满之极，也只是待在家里，一壶老酒，一碗浓茶，关起门来骂皇帝罢了。因为这是所有“脓包型”文人，进行自我宣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那时候不会在他电话上装窃听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报告。所以他跑去玄妙观，发表演说，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据清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载：“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当时苏州的县令任惟初，史称“酷吏”，加之“不法”，显然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混账官僚，诸生们上揭帖，要求将其逐出苏州。诸生，相当于大学生；揭帖者，也就是后来的***或小字报。看来，这是那时的学潮了。谁知巡抚朱国治偏护这个下属，头一天抓起五个闹事者，杀鸡给猴看。这下子，惹起公愤，第二天正好哭庙，诸生百余人集中在此，群情沸腾，准备大闹。
金圣叹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这样的场合下，他跳出来仗义执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一，他从来不会站在维护官府的立场上，因为非御用文人总有一种反主流的天然倾向。第二，他有打出顺治这张王牌的资格，胸有成竹，以为国丧期间，谁也不敢把皇帝看中的他怎样？第三，作为文士，对于诸生们的正义要求，不可能置若罔闻。反对贪官污吏，他不会不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了。
至于那些女道士的存在，会不会使他的丹田附近生出一股阳亢之气，使得他不放过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要是稍为沉着些，不那么迅即反应，也许太平无事，哭奠以后，回家喝老酒不误。但他经不起诸生们的怂恿：金大师，你要不出来讲话，谁讲话？你要不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你要不替我们青年学生做主，谁给我们做主！金圣叹错就错在他的快上，不但不三思而后行，一思也不思，脑袋一热，向万岁牌磕了个头，便发出伸张正义的声音。
“我抗议——”
你抗议，管个屁！官员们会把你金圣叹当回事！
历来学潮的组织者，常以人多势众、把事情搞大，来胁迫统治者接受条件的做法，并不是很灵的。当权者会怕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螳臂挡车的血肉之躯，往往促使他们下狠心加以疯狂地镇压。这位巡抚才不在乎金圣叹，一声令下，给我统统地抓！于是，歪打正着，在他心目里，这个挑头的坏货，早就打算收拾你，既然跳将出来，也五花大绑地被押走了。
金清美的《豁意轩闻录》，写了这位才子的结局：“（金圣叹）弃市之日作家书，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看来，这位狂人，这位快人，玩世不恭，一直到死，也不变分毫。
也有一说，金圣叹往刑场的路上，大呼：“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这几句话，倒也很具有他评点《水浒传》的泼辣洒脱的风格。
古代的文人，一般的叫读书人，即童生、秀才，稍像点样子的叫士，堂皇一点的叫名士，有点谱的叫士大夫。虽然各个称呼，还存在着具体而微的差别，但都属于现在叫着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谅无疑义。这些文人，在握有权杖的统治者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大概与孔夫子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评价差不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近不是，远也不是；太给脸不是，太不给脸也不是。所以，予取予夺，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文人说了算。要砍下你金圣叹的脑袋，你就得乖乖地让他砍，顶多幽默一下，以博一笑。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
这句表达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很有道理的。“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但如果，大胆假设一下，金圣叹像美国的高科技亿万富翁、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那样，“毛”和“皮”为一体，依附在自己知识财产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做那样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江宁巡抚手中的那些刀枪斧钺，又能奈他何？说不定，三品顶戴的这位地方官员，还要向金圣叹先生鞠躬如仪呢！
很遗憾，他没有这些经济实力，只有“毛”而无“皮”，只好交出脑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