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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的心态

但中国的文人们,从来是说归说,做归做,并不总那么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的。当面拒绝投降、背后输诚纳款,表面光明磊落、内里蝇营狗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文章漂亮、声名狼藉,嘴上高调、心里龌龊,这等人也是有过的。金圣叹刚刚写完“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的诗句,表明与新朝划清界限;墨迹未干,听到顺治帝夸他文章如何如何佳妙之后,马上忘了矢志不渝的誓言,立刻磕头烧香,三呼万岁,深感皇恩浩荡。

其实,顺治夸他文章,也不过是传闻而已,是否属实,两可之间。但文人一听到对自己文章的好评,从来见风就是影的。他很当真地在《春感八首》的诗里,做了好多美梦,把一个自称“遗民”的人,对新朝感激涕零的面目,刻画得丝丝入扣,那卑微的心理状态,也真是可怜兮兮得很。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论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北叩首敬赋。

文人比《水浒传》里的好汉,更容易接受招安,统治者只要将肉骨头晃晃,他们马上就会摇尾巴的。知识分子的气节,在动乱年代里、在板荡岁月中,往往是最经不起严峻考验的。变节失身,**求荣,俯首称臣,摇尾乞怜,一部《二十四史》,比比皆是。就看明末清初,比金圣叹名气大得多的文人,如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侯方域、龚鼎孳之俦,很快地变换旗帜,剃发蓄辫,胡服左衽,迅速地与昨天还要誓死抵抗的异族统治者,或同流,或合污,或苟延残喘、金圣叹只是去哭哭庙,就算不得什么的了。

这时,金圣叹到了玄妙观门口,掸一掸马蹄袖,理一理方巾帽,从轿上下来,有一种掩抑不住暗自得意的神气。今天他的光临,与所有与会者不同的,独他是受到过这位大行皇帝赏识的作家。被皇帝老子叫好,和今天泛滥的、贬值的这个奖那个奖,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他出现在众人面前,当然也出现在从门缝中瞟他的女道士们的眼里,当他环顾左右时的一脸骄矜流露出来的时候,很显然,他找到了自我感觉,简直好得不能再好,到了非常之好的地步。那脸上分明写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敢问在座诸公,哪一位能这样承蒙圣眷,获

此殊荣呢!

老实说,在玄妙观里哭庙的众人间,真是无一人站出来,回应这位才子的挑战。

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鲁迅先生是不大以为然的,“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其实,袁宏道也是承接着李卓吾的“唾余”,比金圣叹早半个世纪的李卓吾,也是个狂人,且比他狂得更狠些。袁宏道说:“人言《水浒》传,果然。”“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我不知道外国文学中,是否也有中国这种与作品同时并进的文学批评?我曾经猜测过,评点是中国汉字未能大量印刷前,依赖抄书匠一笔一画的劳作时的余兴节目。犹如西方中世纪教堂地下室里,在羊皮书上抄写《圣经》《福音书》的教士,用鹅毛笔对每一章节前第一个拉丁字母,所作的花饰一样,是同样性质的自我表现。边抄边议,本是职业誊写者的消遣。但到了文人手里,评点便具备了文学色彩,由于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派,不但将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作品,推崇到与官方正统读物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作为文学批评方式的一种,中国式的评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被确立下来。

鲁迅一谈起金圣叹,摇头之余,总忘不了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许褚**上阵,中了好几箭后的评语:“谁叫你赤膊。”其实这句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并非金圣叹所言,而系评点《三国演义》的毛宗岗父子借名假托的。可见,金圣叹在评点领域中,是位扛鼎人物,连鲁迅先生也被搞糊涂,误以为是他说的了。

金评《水浒传》,不少酸腐,颇多牵强,可他的真知卓识,也令人茅塞顿开,使读者重新认识《水浒》的佳妙之处。看得出,他赞赏梁山好汉,说到底,内心深处是主张他们造反的,因为他同样对朝廷不满。而文人不满,能有什么作为?至多是字里行间,发发牢骚,关起门来,腹诽而已。知识分子虽然很容易不满,也爱不满,但绝不敢太不满的,尤其不可能像石碣村“阮氏三兄弟”那样杀人越货,啸众起义,落草江湖地表示不满。所以,知识分子灵魂中那根不敢造反的弦,始终在起作用。这样,赞成造反,可不敢肆意地宣扬造反;反对贪官,绝不能反对皇帝。最终金圣叹只有腰斩《水浒》,招安一途了。

他只能这样评、这样改,这就是金圣叹评《水浒传》时的心理矛盾。虽然他的良知使得这支评点之笔,不能为贪官污吏组成的朝廷唱颂歌,因此,他不敢直言不讳地道出“罪归朝廷,功归强盗”,但却能大声疾呼:“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这在那个死水般的封建社会里,说出“官逼民反”的症结所在,也算得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了。高俅,何许人也,皇帝身边之亲信也,亲信既然成为动乱之源本,那么皇帝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冲这一点给老百姓的启示,金圣叹也就不会被统治者所容忍了。

金圣叹书写的“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金圣叹的书法,仅此一件传世。文字点画纵横,不拘法度。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要没有这些为世俗不容、被主流排斥、具反叛精神、持背悖状态的文人,不那么按部就班,不那么循规蹈矩,捣一点乱、添一点彩、唱一点反调、闹一点笑话,存心和大人先生、官长老爷、权威人士、丘八将军们过不去,而落得掉脑袋、进法场、满门抄斩、充军乌苏里台,那文学史也不免太死气沉沉了。

自杀的李贽(1527—1602)和他杀的金人瑞(1608—1661)似乎是一部上下集电视连续剧里轮流担纲的主角。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金人瑞对这位前辈而言,其智慧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把自己的生命搭在了自己的狂上,却有相同之处。我们读文学史,狂人多,热闹也多,文采也盛。虽然傻狂,也真是让人受不了,尽管如此,文人的狂狷,对文学的进展,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若是作家成为一个个等因奉此的员司、照猫画虎的文书、点头哈腰的衙役、失去**的阉竖,唯长官意志,做帝王玩物;写奉命文学,当御用文人。那文学没准就停滞不前,黯无声息,倒恐怕是更大的悲哀了。

现在,还能看到金圣叹的墨宝,是1**8年二月四日写的一幅真迹:“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笔力雄浑,形体肥厚,具有一点东坡风骨。在此前一年,抗清英雄陈子龙、夏完淳殉难,这都是发生在江南一带他身边的南明悲剧,使他复国之望完全灭绝。尤其“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生为才人,死为鬼雄”的夏完淳之死,更令他心灰意冷。所以,按照他手迹中消极情绪来推断,他不会去寻衅闹事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先天的软弱性所制,从来不是很富挑战精神的。金圣叹在明朝就有怀才不遇之憾,新朝又不倚重他,尽管他对当局

不满之极,也只是待在家里,一壶老酒,一碗浓茶,关起门来骂皇帝罢了。因为这是所有“脓包型”文人,进行自我宣泄的既安全又痛快的高招。那时候不会在他电话上装窃听器,也未必有人去打他的小报告。所以他跑去玄妙观,发表演说,支持诸生的逐官运动,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据清朝王应奎的《柳南随笔》载:“大行皇帝(按指顺治)遗诏至苏,巡抚以下,大临府治。诸生从而讦吴县令不法事,巡抚朱国治方昵令,于是诸生被系者五人。翌日诸生群哭于文庙,复逮系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圣叹与焉。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当时苏州的县令任惟初,史称“酷吏”,加之“不法”,显然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混账官僚,诸生们上揭帖,要求将其逐出苏州。诸生,相当于大学生;揭帖者,也就是后来的***或小字报。看来,这是那时的学潮了。谁知巡抚朱国治偏护这个下属,头一天抓起五个闹事者,杀鸡给猴看。这下子,惹起公愤,第二天正好哭庙,诸生百余人集中在此,群情沸腾,准备大闹。

金圣叹是位按捺不住的快人,在这样的场合下,他跳出来仗义执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第一,他从来不会站在维护官府的立场上,因为非御用文人总有一种反主流的天然倾向。第二,他有打出顺治这张王牌的资格,胸有成竹,以为国丧期间,谁也不敢把皇帝看中的他怎样?第三,作为文士,对于诸生们的正义要求,不可能置若罔闻。反对贪官污吏,他不会不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了。

至于那些女道士的存在,会不会使他的丹田附近生出一股阳亢之气,使得他不放过这个出风头的机会,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要是稍为沉着些,不那么迅即反应,也许太平无事,哭奠以后,回家喝老酒不误。但他经不起诸生们的怂恿:金大师,你要不出来讲话,谁讲话?你要不主持公道,谁主持公道?你要不替我们青年学生做主,谁给我们做主!金圣叹错就错在他的快上,不但不三思而后行,一思也不思,脑袋一热,向万岁牌磕了个头,便发出伸张正义的声音。

“我抗议——”

你抗议,管个屁!官员们会把你金圣叹当回事!

历来学潮的组织者,常以人多势众、把事情搞大,来胁迫统治者接受条件的做法,并不是很灵的。当权者会怕你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螳臂挡车的血肉之躯,往往促使他们下狠心加以疯狂地镇压。这位巡抚才不在乎金圣叹,一声令下,给我统统地抓!于是,歪打正着,在他心目里,这个挑头的坏货,早就打算收拾你,既然跳将出来,也五花大绑地被押走了。

金清美的《豁意轩闻录》,写了这位才子的结局:“(金圣叹)弃市之日作家书,托狱卒寄妻子,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狱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谤语,启缄视之,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看来,这位狂人,这位快人,玩世不恭,一直到死,也不变分毫。

也有一说,金圣叹往刑场的路上,大呼:“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这几句话,倒也很具有他评点《水浒传》的泼辣洒脱的风格。

古代的文人,一般的叫读书人,即童生、秀才,稍像点样子的叫士,堂皇一点的叫名士,有点谱的叫士大夫。虽然各个称呼,还存在着具体而微的差别,但都属于现在叫着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谅无疑义。这些文人,在握有权杖的统治者眼里,算东西,又不算东西;用得着的时候是东西,用不着的时候也就不是东西。大概与孔夫子所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评价差不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近不是,远也不是;太给脸不是,太不给脸也不是。所以,予取予夺,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文人说了算。要砍下你金圣叹的脑袋,你就得乖乖地让他砍,顶多幽默一下,以博一笑。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

这句表达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很有道理的。“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但如果,大胆假设一下,金圣叹像美国的高科技亿万富翁、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那样,“毛”和“皮”为一体,依附在自己知识财产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上,做那样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江宁巡抚手中的那些刀枪斧钺,又能奈他何?说不定,三品顶戴的这位地方官员,还要向金圣叹先生鞠躬如仪呢!

很遗憾,他没有这些经济实力,只有“毛”而无“皮”,只好交出脑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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