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1608—1661）　明末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苏州吴县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都有评点。

在中国读过一点古典白话小说者，无不知道金圣叹。

金圣叹，第一快人也，第二狂人也。他的死，要细细考究起来，恐怕也就死在他的“快”和“狂”上。

狂，常常是遭嫉致祸的根本。而金圣叹，还由于他个人性格上那种追求快人快语，“不亦快哉”的“快”，也是加速他走向死亡的主要原因。

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如同镣铐，桎梏了中国人头脑里的思想生机，那种蚁民的本分感，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的恐惧感，根深蒂固。每一个中国人，从早到晚，都唯恐越轨似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诚惶诚恐的精神状态，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莫过于三跪九叩的磕头了，“扑通”一声，一下子矮了半截，是皇帝老子最乐意看到的场面。

低下自己的头，就意味着这个人必须意识到，不能逾越按部就班的社会秩序中，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该你开口的时候开口，不该你开口的时候，一定要闭嘴；该你伸手的时候伸手，不该你伸手的时候，一定要打住。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一饮一啄、一衣一饭，务必要合乎规范，即使年过古稀，到了从心所欲的年纪，也不能逾矩，否则，就受到正统社会的排斥。

金圣叹真“狂”，之所以“狂”，因为他真有才气。不但他自己这样看自己，反对他的人也这样看；有人也许偏不这样认为，可不得不承认社会舆论“盛赞其才”的事实。有才气的人，无论过去现在，往往恃才情而不通世情。金圣叹在别人眼里，便是一个落落寡合、孤傲使气、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怪物”。

然而，他诗写得好、《易》解得好、禅悟得好，评点更是领一代风骚，可谓才华横溢。而才华这东西爱外露，浅薄的文人如半瓶醋，生怕人家不知道，乱晃荡，忍不住地要表现出来，让大家鼓掌。不鼓掌，开作品讨论会把你请去鼓；你还不鼓，用红包塞在你口袋里，看你鼓不鼓？无论作品是真棒，还是假棒，掌鼓得越响，也越起副作用。因为文人最怕得意，得意往往忘形，忘形就有可能显德行，就会被别的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时按下不表，到了时候就要跟你秋后算账。这也是古今中国知识分子犯错误、栽跟头、倒大霉、掉脑袋的由来。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先生们压根不明白，对皇上来讲，赖以不坠的封建社会那“宝塔式”的等级结构中，稳定是第一位的，秩序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谈不上稳定；没有稳定，也就无所谓秩序。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等级分明，有条不紊，这个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作。因此，不会允许某个人在这个机器架构的规定位置上，膨胀到范围以外，打乱平衡。若有谁不识相，非要膨胀的话，首先是群众不答应，而群起攻之，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当然，塔尖部位的统治集团要不答应，要看你不顺眼，那你就等着倒霉罢！因为他们手里握有权杖，如果哪个人偏不觉闷，斗胆膨胀，对不起，雷霆万钧，就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了。

金圣叹之死，说起来十分的莫名其妙，鲁迅先生说得好：“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当时，连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不以其罪”枉杀为憾。但为什么大家非要他死不可？说了归齐，就是他太不买这个社会秩序的账，因为金才子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合乎规范操作的结果。

稍稍狂一点，或许能被容忍；狂大发了，谁也不放在眼里，就要挨收拾了。

金人瑞（1608—1661），字圣叹，本名采，字若采，江南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诸生，入清后绝意仕进，偶应科举，不过玩票而已。他是以评点见长的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家，所谓“评点”，就是在正文下用小于正文的字，发表看法；在正文旁用红色的小圆圈，表示对这一段或这一句的赞赏。前一做法曰“评”，后一做法曰“点”。意犹未尽，则在正文的前后，再对自己的观点，加以阐扬。金圣叹不是最早使用这种评论方法的文人，但他却是将这种评点，上升到具有学术权威的有功之臣，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位集大成的评点专家，一生好衡文论书，常发宏论，将《水浒传》《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工部诗》并列为“天下六才子书”。他也以评点《水浒传》《西厢记》著称于世。

我以为，他的死，这一条最重要，但似乎哪位审判官都不愿明说的罪状，就是他把《水浒》抬到与《庄》《骚》等量齐观的才子书地位，悖背了已被社会认定了的“孔孟之道”，推翻了数千年已成命根子的儒学正宗。《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竟比不上讲强盗的演义小说，岂有此理？在有皇上的时代，一位不官不民的文人，擅自发布作品排行榜，乱作评断，显然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妄自

尊大。这就太犯规了，可谓罪之一。

若以今天的观点看，他这股文学上的勇锐之气，非同凡常的识见，是值得赞许的。但在那个社会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这番真知卓识，就要引起大家物议了，因为中国人习惯于人微言轻，只有上头的精神才是金科玉律，只有皇上的圣旨才是金口玉言，唯上唯官，不管对错，遑论真假，都是虔信不疑的。但你金圣叹算哪方神仙？敢于大言不惭地做出这种判断。这就太犯忌了，可谓罪之二。

不是说《水浒传》不能过高评价，而是这句话出自草野之人金圣叹之口，不行。若是这“宝塔式”的秩序架构中，一个比金圣叹声名更显赫的庙堂人士讲出来，大家就会当作至理名言了。当然，官方未必赞同这部提倡造反的书，所以也就没人讲。金圣叹作此惊人之语，不但是与当局找别扭，也触犯了那些有资格发言而不发言的级别高、资历深、地位重要、一言九鼎的人士。这就太狂妄了，可谓罪之三。

在等级制，尤其家长制的社会里，谁率先走在前面，谁紧跟尾随在后面；谁先开口讲话，谁后发表意见；谁先画圈，谁先拍板；谁先举杯，谁先下筷。那铁的秩序是不容破坏的。连梁山泊众弟兄，别看平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到忠义堂，还是要排出座次的，“黑旋风”李逵再粗鲁，也不会大模大样坐在“及时雨”宋江的交椅上。为了确定卢俊义和宋江的一二把手的位置，消灭了祝家庄数百口人，这算什么混账逻辑？因为，任何僭越行为，例如你越过应该在你上面的那个人，不但上面那个人不答应，下面的人也不允许，破坏游戏规则，那是谁都不会原谅的。

于是，自以为可以不受这种游戏规则约束的金圣叹，活了53岁，就把脑袋玩掉了。

没有办法，谁让金圣叹是个大才子呢？才子的最大通病，就是按捺不住要表现自己，古今中国人，似乎大体如此。不该讲的话，按捺不住要讲出来；不该写的文，按捺不住要写出来；最后连他这个人，也是在不该跳的情况下，按捺不住要跳将出来。这种情不自禁的表现欲，如孔雀的翠羽、猎豹的斑纹，实际倒成了招灾惹祸的根苗。

看吧，他们总是要跳出来的，果然也就真跳出来了，那就请君入瓮！远在15世纪的金圣叹，也不能违背这个论断。一旦冒头，就让人逮个正着，随即大倒其霉，还没等他醒过味来，“咔嚓”一声，人头已经落地了。

细琢磨，也奇怪，他是反清人士，清朝的顺治皇帝死了，与他何干？这个金圣叹跑去哭哪门子庙呢？

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谈起清朝的‘***’，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倒是他自己跳出来找死的。

清朝的皇帝，凡驾崩，传文各地后，官吏士绅循例要到当地万寿宫或庙宇等处哭奠，称哭庙，以示效忠和吊唁之意。而清朝各地道观中，都有供奉皇帝万岁牌的生祠，叫做万寿宫。据此判断，金圣叹去哭顺治皇帝的这座庙宇，大概是现在苏州市城区最繁华地段的玄妙观，应该是不会错的。

从金圣叹写过的《昼寝女道士》《中秋夜戏赠女道士》《戏作留赠女冠》几首算不得香艳的诗看，当时的金圣叹，未必称得上***主义者，但也是个狂放不羁、潇洒浪漫的风月中人。此人除好饮酒外，对女人大概也有兴趣，除良家妇女外，广泛涉猎女道士、女尼。比他早半个世纪的李卓吾收女弟子，已很被自以为正经的人大加疵议。金圣叹跑到道观里，堂而皇之地在女道士房里睡午觉，可见江南士绅们视他为坏货，也是振振有词的。像他这种性放纵的行为，即使当今虽有新潮风气，至多只敢偷偷摸摸找“**”小姐，还佯称体验一下生活的青年作家，也是瞠乎其后的。

在中国，凡才子都自命风流，好像洋才子也同样。看普希金、看乔治桑，那份浪漫，真令我们羡慕，中国至今没有超过《红楼梦》水平的爱情小说，最根本的一条，中国作家有几个拥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呢？外国作家的风流故事，一串一串的，而中国作家中仅有的一点男女苟且之事，则相形见绌了。这是由于在规行矩步的封建社会里，男女情爱，稍稍出格一点，都会被视作要堕入阿鼻地狱的罪行。所以，反对金圣叹的人，就拼命在这一点上著文诋毁他，说什么“苏州人述其邪淫之事尤多”，还说他“尝奸有服之妇人”，“诱美少年为生徒”。即使果真如此，又如何呢？

不过，从这些诗，知道他能在女道士房间里的床上休息，可见来往密切，因此他到玄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作

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

金圣叹大可不去的，既然鼎革以后，辫子留起，可心中仍矢忠于那个吊死煤山的崇祯，连名字都改了，叫金人瑞，标榜自己为“明末遗民”。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为新朝的顺治皇帝号丧哭奠？但他在家里怎么也坐不住，文人有几个耐得寂寞的，没新闻还要制造新闻呢？没人吹自己还要化名写文章吹自己呢？踱了几个圈后，到底还是马褂长袍，国丧冠戴，素色小轿，面带哀容，沿着现在苏州的观前街，去赶这份热闹。

苏州是个小城，直到今天也不大，三步两步，他就赶到现场。

这位老兄，除了50岁男人的那颗荡漾不起多大漪涟的春心外，还有一种难得知己的慷慨在胸膛里涌动。我想他会这样来寻找心理平衡的，要是别的什么皇帝，我这遗民也许就没有这份积极性了。但爱新觉罗·福临，却是非哭不可的，因为这位圣上曾经对几位翰林院大学士说过，金圣叹的著述，非寻常文字，你们要好好看看，不能一概而论。于是，对于这位第一读者的知遇之恩，他必须去对大行皇帝，痛痛快快地哭一鼻子不可。

如果他沉住气，不去，谅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虽然，他的狂妄让人觉得有收拾他一下的必要，但也不会要他的命。结果他哪里知道，这一去自投罗网，走上了不归路。

明亡以后，新的统治者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级作家太多，他这二三级作家，自然不显眼了。但他自视甚高，风流倜傥，卓尔不群，俯视一切，议论风生，因此也一直不怎么买新朝的账。虽然他把《水浒传》抬到天高的地步，可在朝廷和正经搞学问的大儒们看来，它终究是野狐禅之类，也使他丧气。他在当时，既不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那样拥有“学界泰斗”的名气，也不如周廷珑、姚思考、屈大均等辈拒绝清廷召聘，坚贞不屈，令人景仰。金先生失落之余，只好闭门家居，以著书立说自务，偶有兴致，醉唱歌哭，聊作颠狂，看他《不亦快哉》的自述，日子过得应该说是惬意的，但精神上不快活却也是事实。

有一次，他去南京应会试，以《如此则动心否乎》为题作文，写到最后：“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他一口气连写了39个“动”字，表演了一通大大的玩世不恭。我想任何一位考官，批阅到这份卷子时，不气得胡子飞起来才怪？用这种游戏文字侮弄当道的做法，说明他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何等激烈；拿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拒绝投降的意志，是多么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