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鲁迅在《北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题目就是这个《唐朝的钉梢》。

他在文中写道：“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

“钉梢”，为上海方言，这是清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中说的。“钉梢，蹑行人后，左则左之，右则右之，跬步不离之谓也。今则专用于男子追随女后之称矣。”看来，作为“君子好逑”的这种直率手段，最早，大概仅能局限于沪上一地。因为，这种西方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生活在上海滩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会如此毫不掩饰地在大马路上紧追小姐不舍。

徐珂著书时，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统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于“钉梢”，社会风气和公众舆论，能够容忍“钉梢”，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思想的进步，一种对于封建禁锢的突破。应该看到，鲁迅在少爷和小姐前面，加上“摩登”二字，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大环境的“摩登”潮流，没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识，大街上不会看到男追女逐的“钉梢”行为。

假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亲的程朱理学，仍旧牢牢桎梏着人们的精神，你借给这位少爷胆子，也不敢跟在一个不相识的小姐后边套近乎。当然，没有相对稳定的岁月，没有相对温饱的生活，四面楚歌，饥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中国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过，之二的王嫱含情而来，这位少爷也不会生出“钉梢”的冲动。相反，路边摊的大饼油条，小吃店的生煎馒头，店铺炸油饼的大锅，可能更使他馋涎欲滴。

因此，这最早的浪漫，始于西风东渐的上海，始于中国最早对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对于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钦佩，那时中国的年青人，在封建礼教、儒家伦理的高压下，爱不敢爱，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怜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中国最发达也是最洋气的城市。有一位广东籍的作家吴趼人，当时在上海办小报，混饭吃。以“我佛山人”的笔名，写了不少名媛贵妇交际花的艳闻，达官豪商风流客的趣事。那张园盛会、花前月下、寻芳觅俊、绅士淑女、莺歌燕语的场面，那跑马比赛、玉马雕鞍、男追女逐、霓裳歌舞、蝶飞蜂浪的风景，可以想像，在大家还拖着辫子的时代，大庭广众，光天化日，摩登少爷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钉梢”行为，对愚塞的国人而言，你不能不估计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鲁迅的文章，是由《花间集》中一首词引起的。他说：“一向以为（‘钉梢’现象）

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乃知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

词如下：

晚逐香车进凤城，

东风斜揭绣帘轻，

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

便须佯醉且随行，

依稀闻道“太狂生”。（张泌《浣溪纱》）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什么大事小情，只要盛行起来，连阿猫阿狗也介入，如阿Q那样高喊我要革命的热烈，放心吧，就会慢慢演变，就会彻底变质。“钉梢”一事，民国以后，大都成为戏子坤角、***客的游龙戏凤了。

小市民意识，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精神染缸，优雅的事物，高尚的境界，只泡进去一锅煮，也就必然统统成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涂浆子。结果，风流和下流混淆不分，“钉梢”与“盯骚”化为一谈，这最早的浪漫和诗意，便化为百分百的低级趣味。

到鲁迅写这篇《唐朝的钉梢》的上个世纪30年代，“钉梢”每况愈下，更是不成气候，唱主角的，已非当年的摩登少爷和摩登小姐，而是鲁迅笔下出现的那个毫不知耻地宣布“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上海人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的阿金了。于是，在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随，死皮涎脸，勾搭不舍，打情骂俏的场面，就尤加不堪入目了。

所以，鲁迅将张泌这首词，译成白话文，便带有30年代的市民气息了。

夜赶洋车路上飞，

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

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

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

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这种以上海为发源地的，有着旖旎风光，有着十足风情，令人遐思绮想的唐朝“钉梢”，也如鲁迅当年跑到西安，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样，这唐朝的“钉梢”，也彻底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