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把事情搞到极致，一旦搞到极致，也就走到头了。官场如此，文坛如此，大人物如此，小八腊子也如此。作家、诗人，过去的、现在的，谁也不能例外。

作这首吊膀子词的张泌，据近人李一氓的考证，不一定就是后来由南唐仕宋的中书舍人。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确凿无疑。鲁迅由这首《浣溪沙》，以为唐朝就有“钉梢”，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笔误。

唐，五代词作为唐诗的余绪，经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无论如何，唐朝的浪漫，体现在唐朝的四万多首诗上；同样，唐朝的诗，也十足表现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因此，后世很容易把五代诗歌的浪漫，算到唐朝头上。固然，没有浪漫，不可能有诗，没有诗，也就谈不上浪漫。诗和浪漫，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到了张泌这一代花间诗人，这种中国

人的喜欢极端，喜欢绝对的形而上毛病，又浮上台面，将浪漫推向了极致，除此以外别无长物，似乎从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只有情、只有爱、只有性、只有色，每个人都处于发情期、求偶期，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透过《花间集》或是《尊前集》，我们还能嗅出一丝时代的气息吗？除了“晚逐香车进凤城”的快乐外，文学所能表现的历史，便只好是空白了。其实，那时中国人之苦难深重，之水深火热，在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是数得着的。而发生在这一时期前后的人食人现象，则尤其骇人听闻，在世界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就连非洲腹地、南洋群岛的吃人吃惯了的原始部落，那些酋长大人，也对我们一向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黄巢，望尘莫及。

据唐代张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而据《旧唐书》，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将朱粲的“舂磨砦”，发展成更大规模的“捣磨寨”，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一个大好的中国，生是让这位食人狂，食得神州陆沉。降至五代不远，其余部仍继续作恶。“贼首（秦宗权部），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据《旧唐书》）

在这样一个尸骸遍野，白骨如山的中国大地上，晚唐、五代词的总集《花间集》，从第一首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到最后一首李珣的《河传》：“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整本书悉是男情女爱，浓桃艳李，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长词短令，美则美矣，可除了美之外，你不觉得这些诗人没心没肺，在那儿装孙子吗？

最差劲的莫过于韦庄，他曾经以关中的大战乱，大灾难为背景，写了一首千余言的长诗，题曰《秦妇吟》，因此得名

，人称之为“秦妇吟秀才”。后来，他入蜀为相，正如当下文坛谁不写性谁就落伍一样，他的为民鼓呼的诗篇，到了成都，与流行的花间风格大相径庭，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难为情，偷偷藏到不见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这种受文坛风向的左右，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诗人，是最没骨子的一拨。

这部中国最古老的词选，成书者赵崇祚生平不详。据欧阳烱序，可以断定他是一位五代时的书商、出版家或者是资深编辑。看他的艺术趣味，倒与当代那些爱“写”裤裆文学的作家和爱“出”裤裆文学的出版家，不谋而合，心心相印。赵崇祚对于情爱文字、**隐喻、肉感陈述、猥亵动作，所表现出来的偏执的癖爱，与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文学精神，是相当不一致的。不过，他还没有堕落到只会脱裤子，他还拥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平，这正是《花间集》的价值所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位先生，有其叛逆正统的可贵之处，也有鼓吹情色的消极一面。

《花间集》辑得共十九家，达五百首词，着力于消闲，热衷于情致，悉皆卿卿我我、尔侬我侬、香艳感性、华彩都丽的词曲，称得上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情色之外无他物的一部纯软性读物。在这部《花间集》中，社会现实不屑一顾，民间疾苦置若罔闻。诗人躲进象牙之塔养尊处优的结果，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具有时代风貌的经典之作，能够传唱千古的黄钟大吕，能够家传户诵的传世名篇，便统统交了白卷。

据欧阳烱受“卫尉少卿字弘基”（是否即为赵崇祚，已无考）之约，为《花间集》作序，这样介绍：“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烱为孟蜀宰相，蜀亡，后入宋，为翰林学士，这自然是指像他这等官僚阶层的浮华生活而言。而五代十国时那些帝王，则更加骄奢淫逸、放荡堕落。前蜀王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学潮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湖底的推力。中国

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第一个敢写到肚脐，第二个绝对敢写到脐下三寸，第三个，二话不说，先脱光裤子再讲。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满清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这部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书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牵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能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感慨良多，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的《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责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