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看曹雪芹笔下的舶来品展览。
首先，也许是作者出身织造世家的缘故，在服饰方面的洋货，写来更得心应手些，列表如下：
在奢侈品的消费层次中，女性从来是最勇敢的花钱者，而且也是毫不犹豫让别人为她解囊的中坚分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不如此。
其次，在器玩方面的洋货，曹雪芹写了：
再次，在食品和药品方面的洋货，还有：
从上述表看，洋货出现的频率，前八十回要高于后四十回。续书者高鹗先生的购买力，比之出身于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大概要差得远。这应了鲁迅所说：“闲且惫矣”的评语，不过，让他豁出胆子，卖弄洋货知识的话，也会驴唇不对马嘴，与其如此，不若藏拙。正如巴尔扎克写贵族，总是不如托尔斯泰写得那样地道、自然。巴尔扎克笔下的贵族，几乎与他一样，有桶粗的腰，有盆大的脸，有厨师的身躯，有手艺人的臂膀，透出俗不可耐的市民气。而托尔斯泰的伯爵，即使在那里干木匠活，也有贵族的高傲派头。
所以，曹雪芹尽管落魄西山，除了那副傲骨外，已经一无所有，而且可以肯定，往昔的“把银子花得像海水淌”的繁
华岁月，他也没过上几天，能在他童年记忆中那张褪色发黄的照片上，写出如此纷繁多端、花样迭出的洋货，他的创造力、想像力，绝非凡夫俗子的我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一方面，内府派遣出来的江宁织造的差使，官阶不高，但那是康熙安排在人文荟萃的江南，起到克格勃作用的重要角色。那些一心想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自然会看重这个能够上达天庭的衙门。因此，织造署拥有当时富庶阶层尚不能获得的洋货，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曹雪芹其生也晚，盛世不再，可天才的他，能将听到、见到、感到、意识到的有关家族的点点滴滴，赋于鲜活的艺术生命，再加上他那一份感伤和惆怅，便产生出强大的感染力。洋货，只是一个由头，但洋货的生聚散失，表现了一个贵族之家的崩解，于是，在那些生动的故事、变化的情节、凸显的细部以及一个个人物命运的后面，为后人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遂造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
现在，回过头去看舶来品进入中国的始末，倒也足以引发一些思考。汉唐时期，那些本属异域的胡瓜、茄子、辣椒、土豆，终于本土化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没有人认为这些蔬菜瓜果为洋货。先驱者张骞、班超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或者***所说的“洋为中用”。这种生产性的引进、开发性的引进、是对民族有利、是对国家有益的。相反，像贾府里满坑满谷的吃的穿的玩的乐的洋货，则是消费性的引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求满足欲望的引进，只求骄奢浮靡的引进，而无生产发展的长远打算，而无立足在我的自强奋发，久而久之，像一个永不愈合的流血创口，最后直到坐吃山空、河枯海尽为止。这也是满清政权在咸丰以后，急转直下，走向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曹雪芹的了不起处，就在于他细微地写出贾府两类洋货使用者的不同。老太太一时兴起，从箱底里翻出孔雀毛和野鸭毛织成的两件氅衣，赏给宝玉和宝琴，可见她对于洋货的爱好。而王熙凤，不但是绝对的享用主义者，还具有贪婪的物质占有欲，从上列表格，仅其衣着一项，这位舶来品的消耗大户，国家得拿出多少外汇啊！**用几个彩色胶卷，以显示其特权，相比之下，未免太小儿科了。
但是，在大观园里年青人眼中的洋货，有其享用的一面，也有为他（她）们打开窗户的一面。这扇窗户，使他（她）们生出渴求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愿望。第五十二回，宝琴讲了她“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马，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由洋货讲到洋人，年青人情不自禁地围了上来，渴慕之情，好奇之心，嘤嘤求友的迫切欲望，溢于
言表。在他（她）们身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于世界的认同。
很难要求康熙年间的这些贵族子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观点，但他们的视野，从货而人，能够超越樊笼似的深宅大院，展望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如今天我们仰望河外星云一样的浩渺，大观园人这种思想上的腾越，实在难能可贵。所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在启迪民智，在引导潮流，在加强交往，在促进理解等诸多方面，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这样，本来具有叛逆意识的贾宝玉，走得更远。在晴雯的病情喝中药、闻鼻烟一再不能奏效以后，便说出：“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这句话虽短，所隐含的对于旧传统的扬弃，对于新事物的肯定，意义深长。在礼教统治的高压社会里，实在是一件有大勇气的行为。“依弗哪”，不知是什么西药，其用药法，也颇古怪别致。与洋货并来的新潮，使得这位没有因因相承的旧习，敢于破的同时敢于立的公子哥儿，所做出的决定，还不能笼统归之于一时心血来潮。
而探春，在她成为大观园三驾马车的****成员时，实行的股份制试点，那离经叛道的改革精神，更值得我们刮目相看了。
虽然，她只不过将园内的花草树木，因地制宜，分片包干，因人而用，各司其责而已，说“承包到户”比较准确，说“股份制”还距离甚远。因此，小说中的这一回，题目便是“敏探春兴利除弊”。但是，她的方案实施以后，一方面减少了账房补贴，一方面增加了个人收入，这个经济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可同是园子里出力劳动的人，便丰歉不均，肥瘦不等地拉开了收入的距离，少数主其事者的积极性和多数不主其事者的消极性，形成新的矛盾。
于是，探春采取了使非主事人也能获得收益的共享成果政策，“使之以权，动之以利”，调动了全体劳动者的参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所推行的，应该说是具有最原始的股份制因素的分配方式。康熙年间，资本主义市场并未形成，士农工商，商的地位很低，商业行为视为末技，一位贵族小姐能果断地做出这样的改革，实在是石破天惊的行为。
曹雪芹在小说里，总是以赞扬的口吻，谈及这位《红楼梦》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的女孩子。其实，这样的小改小革，根本无救于这个贵族家庭的没落衰亡。然而，这些眼光渐渐开阔，思路渐渐放开的新生代，意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开始做出改革的尝试，说明了即使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无奈状态下，也不是绝无生机的。
《红楼梦》的结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干净，对失去者来说，也许很痛心，但对没有任何历史负担的后来者讲，岂不是获得更多挥洒自如的余地？时间是不停滞的，思想也应该是不停滞的，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新世纪里，洋货还会有，舶来品还会来，但怎样趋利避害、富国强民，便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