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宴会那天，厨娘穿着盛装来了，她根本不动手，只是像统帅似地指挥着百把个厨师操作。那三百头羊牵来以后，每只羊只取**一斤，余皆弃之不用。冒辟疆大惊失色，这便如何是好？厨娘见他的嘴又合不拢了，告诉他：“羊的精华全在唇上，其余部分无不又膻又臊，是不能上席的。”这顿饭吃下来，花的银子，怕是连董小宛都心疼了，她好几年的脂粉钱，也用不了这许多。

但若是公费的话，古代的官员也是挺不会替国家省钱的

，可见嘴上的腐败，由来已久。明代嘉靖时的首辅张居正，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刁钻吃客，他喜欢吃“鸡舌汤”，要拍他的马屁，请他吃饭，这一碗汤必不可少；而要做成这碗汤，至少要杀掉一二百只鸡。

有一年，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回湖北江陵老家省亲，沿途府州道县，如何侍候这位做过当今皇帝老师的胃口，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嘴巴，则是一路经过的衙门里的官员，伤透脑筋的事。

“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以上引文均据明·焦竑《玉堂丛话》。）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口味之高，其舌头之刁，其嘴巴之难侍候，其舍得慷国家之慨，可想而知。

从这些无锡的庖者，淮扬的厨师，杭州的掌勺，倒使我们知道江浙一带饮食之考究、之精美、之发达、之气派，由来已久。近年来，本帮菜在北京渐渐地出风头，食客老饕，趋之若鹜，估计与江南悠远的饮食文化背景，大有关系。但这也和江南地区富庶丰饶，官商密集，茶馆酒楼，应酬交际，都采用公款吃喝而分不开的。

所以，一个“吃”字，在吴语体系里，便使用得无比广泛起来，其字义，与饮食、嘴巴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譬如，被人按住，揍一顿屁股，曰“吃生活”；被人训斥，而不敢还嘴，曰“吃排头”；被人一纸公文，告到巡捕房，曰“吃官司”；被人用曲起的中指敲凿脑袋，不敢还手，曰“吃麻栗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曰“吃白相饭”……我在上海长大，但离开上海已久，不晓得童年听惯了的这些市井弄堂里的语言，现在是否还挂在人们的口边。

还有，将“吃”字本义衍生开去，简直成了一个万能的汉字，怎么用怎么是。诸如：信仰某种宗教，称之为“吃教”；一时间输得抬不起头来，称之为“吃逼”；无能无为，无用还坏事者，

称之为“吃货”；见别人比自己强而泛酸意，称之为“吃味”；考试考得非常差劲，称之为“吃零蛋”。到了“**”期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最高指示，也是抓住“吃”字做出的新文章。

总之，中国人在“吃”字上，之所以能够如此浮想联翩，频繁使用，很大程度离不开数千年来“民以食为天”这一主旨。中国老百姓，无论春播夏种，无论秋收冬藏，一年到头，无一不为喂饱这张无底洞似的嘴，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忙活着，自然事事离不开，也处处用得着这个“吃”字了。

因此，这些农民，一旦当上了官，手中有权，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吃”字。李闯王就是以“不纳粮”号召农民跟他一起造反的，打进了北京城后，就是允许部下像北方农村过年一样，天天吃饺子，出发点都是这张嘴。

因为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脆弱性，经不起天灾人祸，而贪官污吏、暴君虐政、动乱不安、战火纷飞，更是农民的苦难之源。所以，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背井离乡，饿殍遍野，在一部二十五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惟其如此，“吃”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第一诉求，一个永恒的主题。贪吃、恋吃、唯吃主义，应该说是数千年封建社会里，饿怕了以后的条件反射。

所以，时至今日，还有“穷吃，吃穷”的乡民，还有“穷吃国家，吃穷国家”的干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进展，但旧思想的改变，旧风气的根除，却并非朝夕间事。不过，当看到社会舆论开始揭露这样事实的时候，也说明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砺炼，跨入21世纪门槛，具有更远大抱负的中国人，已经觉悟到，若是长久地被摒弃在世界强国之林以外，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饕餮，又如何？还不是列强鱼肉的对象！

说真的，民众这种大吃二喝的热度，确实应该降降温；而官员嘴上的腐败，则尤其需要煞一煞车。中国人应该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吃”的能量，释放出来，着力点不再放在嘴上，而是用在手上，努力建设、发展，增强、壮大我们的国家，这才是希望所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