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写的是晚清年间的事，其中涉及两个关系为舅甥的美国人。外甥在中国，为北京城里某福音堂的牧师，以布道传教为业；舅舅在美国，因为他拥有很多资产，所以相当牛。很可能是，或将可能是国会议员之类的要人，从他一张嘴就说“我们会出兵”的霸凌口气，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此人“年轻的时候偷过人家的牲口，被人家削去了一只耳朵，所以逃到中国去，卖卖鸦片什么的，发了不小的财。发财回乡之后，亲友们，就是原来管他叫流氓的亲友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中国通”。
从此，“在他的面前，人们一致地避免说‘耳朵’这个词儿，并且都得到了启发——混到山穷水尽，便上中国去发财，不必考虑有一只，还是两只耳朵。（那时还在美国当牧师的他的外甥）生活相当困难，到圣诞节都不一定能够吃上一顿烤火鸡。舅舅指给他一条明路：‘该到中国去！在这儿，你连在圣诞节都吃不上烤火鸡；到那儿，你天天可以吃肥母鸡，大鸡蛋！在这儿，你永远雇不起仆人；到那儿，你可以起码用一男一女两个仆人！去吧！’”于是，这位其实相当窝囊废的牛牧师，到了北京，居然神气活现起来。不但“有了自己独住的小房子，用上一男一女两个仆人；鸡和蛋是那么便宜”，而且“他差不多每三天就过一次圣诞节。他开始发胖”。于是，他跟他舅舅一样，这个渐渐胖起来的牧师，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通”。“中国通”，这说法如今不时兴了，由于总能勾起百多年来被列强侵略的阴暗记忆，不那么令人愉快，逐渐被改成“汉学家”，已是当下习惯。
虽然当牧师的舅舅，这个曾经的流氓，因在华贩卖鸦片的履历而成“中国通”，不等于西方世界里过去的“中国通”与现在的“汉学家”，都是流氓。但按照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骂一些国会议员“是狗娘养的”，后来被要求登报道歉说“一些国会议员不是狗娘养的”逻辑推论，那么，“中国通”或“汉学家”中有一些流氓，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崇洋媚外的多老大，挟着一本《圣经》，成天跟着牛牧师，装傻充愣，卖乖讨好，无非想得到几文赏赐，好到便宜坊买点卤肉杂碎，用干荷叶包了回家喝两口白干。虽然，多老大的兄弟，一位正经人劝他：“老大！给咱们的祖宗留点脸吧，哪怕是一丁点呢！别再拿洋人吓唬人，那无耻！无耻！”一个中国人，只要他的脊椎中有了这根哈洋的贱骨头，你跟他说一百个“无耻”，也不顶屁用，因为他的灵魂中已经没有“耻”的概念。
大概在多老大尾随牛牧师混吃混喝的时候，一个名叫巴克斯的英国人，也出现在北京城里。
此人不是老舍先生笔下的牛牧师或多老大，那种虚构的文学人物，而是一个拥有男爵头衔的英国贵族。在他的家乡英格兰的约克郡，人们先称之为Sir（爵爷），然后才是他的名姓。埃德蒙·巴克斯（EdmundTrelawnyBackhouse，或译白克浩司、拜克豪斯），他生于公元1873年，死于公元1944年，在北京差不多生活了大半个世纪。
这是一个极具侵略色彩的“中国通”和很有流氓意识的“汉学家”。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对经历过八国联军和英法联军的北京人来说，那段屈辱的历史，和那些曾经趁火打劫过的“中国通”、为非作歹过的“汉学家”，早就被扫进垃圾堆，并努力被忘却。最近，他的一本《太后与我》，先在香港问世，后在台湾出版，接着，在我们这里，一些文化人，又将这个英国老瘪三从泔水缸里翻腾出来。可想而知，这本睡了慈禧太后的书，当红一时，译者和出版社赚了一个钵满盆满，连做梦也笑出声来。
这有什么办法呢？如今哈洋的中国人太多太多，人一哈洋，必无心肝，所以慈禧躺着也会中枪。不过，细想起来，西方世界对付中国的手段、伎俩、把戏、招数，一代不如一代，不免可笑。从18世纪的炮舰政策，到19世纪的殖民蚕食，到20世纪的封锁扼杀，到21世纪的分化肢解，你不能不服气中国民谚“黄鼠狼下豆鼠子，一窝不如一窝”之深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之透彻。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底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巴克斯之所以要到中国来撞撞运气，与老舍先生笔下的牛牧师之舅贩毒中国，倒有相似之处。牛牧师的舅舅因为偷牛在美国混不下去，巴克思因为债务缠身在英国混不下去，两人走了同一条道。不过，牛牧师的舅舅因偷牛的缘故，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巴克斯欠债高达三万二千英镑，一抹脸宣布破产，就开溜到中国了。按18世纪英镑的金本位制，每一个英镑，应含纯金7.32238克计，合美金一千五百元，近人民币一万元，他所欠之债，差不多可以买下三万头牛。然而他却毫发无损，两只耳朵完好如初地在脸上待着，出现于东交民巷原为淳亲王府的英国大使馆。
本来，巴克斯到中国来，走的是时任大清王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门路，希望能在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谋一份差使。谁知不知是他宣告破产的不良记录，信用丧失，还是他声色犬马的浪荡丑闻，不堪收留，考虑其精通中文这一点，赫德顺水推舟，将他荐举给英国驻华使馆。此时，适为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了9月份，形势突变，住在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举扼杀光绪新政，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在菜市口处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而当时担任《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的莫理循，偏偏在远离北京的外地旅行，于是，越俎代庖的巴克斯以莫理循之名，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连串的北京电讯，其中有许多真假莫辨的第一手新闻，胡编乱造的独家消息，扑朔迷离的宫闱内幕，以及无法证实的政变背景，一时间不但轰动英伦，欧美也为之侧目。70多年以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经过研究查实，郑重宣布，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关于北京康梁维新以及随后的政变报道，“绝大多数是巴克斯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文学允许虚构，不虚构哪来文学。新闻必须真实，不真实还能算是新闻吗？那就是造谣了。看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黄，扭曲真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挑拨离间……百多年来，一脉相承，敢情其来有自，祖师爷就是这位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的结论，“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伪者的命门。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伪善的西方媒体露出本相。
中国有句俗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个一只耳朵的牧师舅舅，偷牛贼出身的美国阔佬，尚能在中国靠贩卖鸦片发迹；那么，两只耳朵的英国男爵，一口气赖掉三万二千英镑的拆白党，能够安安生生坐定下来，做汉学家应做的学问，做中国通应做的研究吗？
所以，对当下内地出版的《太后与我》，应该庆幸18世纪初期，照相机的使用，还停留在老式柯达单反当家的时代，那时既没有数码技术，更没有Photoshop手段。否则，这个巴克斯肯定会炮制出慈禧太后暴露三点的春宫图，那才叫真恶心呢！一个贵族要是下流起来，那肯定就是无恶不作，这就是明末遗民王夫之在分析君子和小人区别时所说的了，“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君子，是有界限的，有他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小人，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他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巴克斯拥有下流的可能，必然百分百的下流，如果，无耻能获得回报，巴克斯会比任何人更无耻。
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这个来自绅士国家，讲究gentleman风度，被授予男爵头衔的贵族巴克斯，竟是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的“卑鄙地崇拜卑鄙事物的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以后，允许士兵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掠财产，镇压百姓，北京城顿成人间地狱。而在这伙成群结队，四处搜括的强盗队伍中，巴克斯也率领一彪人马，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他所牵头的这支抢劫小分队，串行于大街，游走于小巷，重点剽袭王公府邸和大臣私宅，用他的洋人面孔进行恫吓，用他的流利汉语实施诱骗。据他在回忆录内自供，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他连唬带蒙，连抢带偷，搞到600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这是一个专家型偷盗者，他知道该偷什么，不该偷什么，他甚至以盗来的珠宝、玉器与联军士兵交换他们手中所抢得的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
如果说，他以莫理循的名义，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有关北京戊戌变法的文字，开始了他杜撰式写作的第一步；那么，庚子事变（这也是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将要写到而未写的一个章节）中，基本上算是一个文物大盗的巴克斯，所抢到的堆满好几间屋的物品，该是他在中国挖到的第一桶金。这小子，那年27岁，已经抱负大大，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这些赃物，献给他的大不列颠王国，实现他衣锦荣归的梦想。
我有幸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看到他们堆积如山的中国收藏，显然，这其中少不了巴克斯的贡献。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被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与这个杜撰式代笔者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由上海转派北京，这个爱尔兰人，中国话说得十分流利，那个英格兰人中文功底相当扎实，说是心有灵犀也好，说是一丘之貉也好，都是吃着中国，啃着中国，还恨着中国，骂着中国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点就通，相见恨晚。很快，一本题名叫作“慈禧外传”，又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的书，1910年出版。另一本题名叫“清室外记”，又名“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出版。尤其《慈禧外传》，由于拥有《景善日记》“独家资料”，等于是“庚子事变”全过程的实录。此书不但展示清政府高层的内部斗争，更揭露帝后之间的矛盾决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几乎就是一本这位太后淫乱的性生活史。此书问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过，民国初年的出版业者，比较谨守本业行规，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了，虽然这是捞钱的好生意，但也没有很快翻译出来，大赚一笔。大多数国人对此书懵懂不知之时，称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汉学的第一名人辜鸿铭，对这本书表示“极大愤慨”。据一篇《迟来的清算：濮兰德和贝克豪斯（即巴克斯）的骗局露馅始末》文章，因为“濮兰德和巴克斯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而又煞有介事地将慈禧的阴狠残暴，擅弄权柄，腐化奢靡，龉龊肮脏的种种传闻予以充分刻画的下流做法，不仅意在满足西方读者对慈禧近乎‘窥阴癖’的阅读需要，更主要的还是试图通过羞辱君主的手段，来诋毁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
所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与生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其实，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如果不是野蛮人的话，至少也是与非洲的黑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视你为劣质民族，你还想从他那里获得最起码的尊敬吗？西方世界里，确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