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里，那个一只耳朵的美国人，就是这样吃中国、啃中国，又唯恐中国不乱的混账。就看他怎样开导那个在北京传教的窝囊废外甥，便一目了然：“在一个野蛮国家里，越闹乱子，对我们越有利！乱子闹大了，我们会出兵，你怕什么呢？问问你的上帝，是这样不是？告诉你句最有用的话：没有乱子，你也该制造一个两个的！你要躲开那儿吗？你算把牧师的气泄透了！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依此类推，便知道濮兰德和巴克斯糟蹋慈禧，埋汰中国，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老把戏而已。
挟舆论渲染之强势，借媒体轰炸之暴力，这本是西方世界玩得熟透熟透的惯技，辜鸿铭哪里敌得过濮兰德和巴克斯，以及他们身后那些愿意看中国笑话，看中国人出丑的洋人世界。于是，风靡欧美的这本书，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后人对西太后的负面观感、不良印象，都是受到这两个中国通的《慈禧外传》影响。幸好，曾任慈禧女官的裕德龄，用英文著述的《清宫禁二年纪》问世，让辜鸿铭松了口气，终于有人写出来一位真实的太后，倍加赞赏之余，还为此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国际评论》上。他说：“这部不讲究文学修饰、朴实无华的著作，在给予世人有关满人的真实情况方面（尤其是关于那刚刚故去的高贵的满族妇人情况方面）要远胜于其他任何一部名著。”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冲着那两位“杜撰”的汉学家而去。
1915年辜鸿铭在他那部《中国人的精神》中，再次提及这个话题。“我原本想把我写的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著名的关于前清皇太后的著作的评论文章收入本书，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该文章的复件，此文大概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像濮兰德和巴克斯那样的人，他们没有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濮兰德和巴克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排演的是扭曲了的理智。”如果，这位享誉中外的大师，看到这个巴克斯接着写的第三本书《太后与我》，我想，老先生未必能这样平心静气了。
而且，从那以后，迄今为止，那些“扭曲了理智”的西方媒体，依旧本着那位一只耳朵的美国大佬对他外甥的“开导”，加上巴克斯男爵的“杜撰”精神，妄自臆造着合乎他们口味的唯恐中国不乱的消息。
《慈禧外传》第十七章所引用的《景善日记》，视为奇货可居的独家秘籍，其实是巴克斯闭门造车的“杜撰”。他的搭档，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濮兰德，说他自己并没有看到过这本日记的中文原稿。1924年前后，英文版《景善日记》单独在报纸上刊载，随后，濮兰德将英文手稿赠送给大英博物馆。馆方循例要得到译文的中文原件，但不知是当时越洋电话不好打，还是巴克斯心中有鬼，濮兰德得到的回答，先是说他因生计困难，早就转手卖掉；后是说他偶一不慎，落入炉中焚毁。撒谎的人常犯的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丁名楠断言：“景善日记是假的，白克浩司（即巴克斯）发现日记的整个过程也是假的。它不过是白克浩司为了蒙骗人们故意玩弄的花招而已。”
第一，日记这种文体，除了类似博客或微博，是要给人看的外，绝大部分日记，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密性质。然而在这本日记中，看不到主人公一点点的私生活，内心活动，感情色彩，渴望追求的文字，更不用说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讳莫如深的一切，有所流露了。
第二，主人公为当时京城大把抓的普通官员，论理，有可能接触个把高官，但官卑职微的他，居然成为执政当局路路通的人物，从这本相当于在场新闻纪实的日记看，立场不同，观点不一的高官贵爵，不分派别，与他过从甚密，事发始末，无不巨细悉言。在那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第三，一个坐冷板凳的礼部右侍郎，或一说为内务府官员，绝非炙手可热的军机处章京可比。他不可能处于新闻发生的源头，更不可能介入政争的风口浪尖，尤其不可能侦听各方动态，打探内外消息，获知老佛爷喜怒，了解百姓反映。我一直认为，这样“包打听”式的人物，正是当时巴克斯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不上不下的旗籍官员，恪守本分，犹恐不及，哪有胆子卷入政治旋涡，惹是生非。
第四，最说不过去的，也是最不应少的，这位进士出身的官员，在自己的日记里，起码要记下他四时八节，有感而发，应酬唱和，附庸风雅的诗词歌赋，这也是中国文人最爱表现的一点。哪怕一个小官员，要是不会写两句诗，要是不会题两笔字，要是不会喝两壶酒，要是不能风花雪月两下子，在官场上能混得下去吗？
百密一疏，巴克斯完全有能量弥补这些漏洞，他应该会，也并不难。然而，所有伪币制造者都有其无法摆脱的，受到时间、空间限制而注定失败的宿命。因此，马脚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细节上的疏失，都会导致满盘皆输。因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巴克斯太急茬儿了，1913年，这位老兄40岁。他的《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出版，另一本《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也要问世，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尸骨未寒之际，他的杜撰著作即应声而出，这阵势，这彩头，最敏锐，最深刻，也是最及时的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身份，能不稳操胜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吗？于是，基础奠定，本钱十足，名声响亮，底气充沛的巴克斯，开始向伦敦叫板。
当年8月，巴克斯通过海运，将他重约8吨的收藏，包括2.7万件中文古旧手稿，以及书画卷轴，以及古版图书，以及青铜器之类的文物，运抵伦敦。这当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而更轰动的是巴克斯宣布，他将全部藏品捐赠给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以回报对他的培育。这批在中国所搜刮的东西，百分之百皆系赃物，充满了贼腥味，但受赠者牛津大学，倒也没有嫌弃，欣然接受。不过，牛津大学也有其“牛筋”或“牛劲”之处，就是不答应巴克斯提出的唯一交换条件，给予他教授头衔。东西，我要；教授，不给。因为，一、他在牛津没有修完学业。二、他在汉学领域里没有权威著作。当一名普通的汉学家，可以；想当牛津大学的汉文教授，没门。巴克斯退而求其次，看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名誉文学硕士的学位。主持校政那些老朽，研究来研究去，最终也没一个结果。
一气之下，他买了一张到天津大沽的船票，回到北京，在西城石驸马大街一处院子里，过起隐士生活，从此终老中国。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巴克斯避难于奥地利驻华使馆，结识瑞士领事贺普利，贺普利还是一位医生，给他治疗的同时，建议他把一生经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太后与我》。在这本书里，这个被人视为疯子加骗子的巴克斯，自称与不少名人保持过同性恋关系，其中包括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尔兹利，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唯一的异性交往者，为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在不堪入目的情色描写之外，还杜撰了大量的政治事件，似是而非，荒唐突梯，驴唇不对马嘴，比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还要走火入魔。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死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劻、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迎光绪“归政”；慈禧获知密谋，即指派太监绞杀光绪，打算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随后，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你不能不佩服这老小子，真是亏他想得出来。一位名叫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批评家说：“巴克斯对于这些和太后之间的荒唐性爱游戏的放肆铺张，以及关于他们之间遭遇战的荒诞不经的详细材料，使得他在精神彻底失常的极度兴奋的性幻想变得令人生厌。开始于几十年前的被视为机智、淘气的讽刺作品（伪装成了历史），如今退化为疯子的涂鸦。”
那位最早指出巴克斯“杜撰”的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在《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一书中，建议这本《太后与我》，应该换个书名。他说，这本巴克斯的回忆录，应该改为《巴克斯幻想的性生活：第一卷，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界和政界；第二卷，在慈禧太后的宫廷中》，更为贴切。
连对巴克斯深信不疑的贺普利，在编辑整理他的这本书稿的后记里，也不得不坦承：“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所以，他手里掌握的这份巴克斯的《太后与我》，不但在沉湎于性幻想中男爵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张罗出版，甚至1944年巴克斯逝世以后，也没有为他出版此书的意思。只是将他亲手在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原稿，复印多份，分别寄存于英、美数间大学的图书馆。1973年，贺普利也去世了，这本《太后与我》，一直在图书馆束之高阁。
冷落了大半个世纪的这本书，到了2011年，似乎有点一声令下的声势，先是英文版，后是繁体字版，接着简体字版，接踵而至，好不热闹。
《太后与我》的出现，也许不过是一起人想发财而想疯了的偶发事件，也许并非反华政客们有谋略的刻意安排，但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骚扰、精神攻势，其实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试想一想，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多老大曾经说过“连咱们的皇上也怕洋人”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某些西方人士，怎么说也是不甘心、不顺心、不安心的。更何况面对自身难以排解的衰势，面对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失落感、挫折感，还有从心底泛上来的酸溜溜味道，在肺膈腑脏间梗阻着，当然不好受，不痛快，不开心。于是，就像唐人柳宗元寓言中那头最早运到贵州场坝上的毛驴，在没有完全技穷之前，再尥你两蹶子，恶心你一下，捣乱你一下，让你难以招架，让你穷于应付，是绝对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