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下）：杨奉董承双护驾

做皇帝，是古代那些不怕杀头的造反者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当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秦嬴政出巡时，一个叫刘邦的亭长看到那分威风，感叹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一个叫项羽的贵族，被那分气势所震慑，也发表感想：“彼可取而代之也！”由于做梦者多，在这场最高权力的角逐中，必定伴之以厮杀。大规模者则血流成河、尸骨盈野，小范围者也是刀光剑影、人头落地。即使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会是一幕仓皇辞阙、泣血瀛台的悲剧。这种封建社会里的无论是正常或不正常的改朝换代，都会引发一场可怕的地震，从而撼动皇朝的基础。

在《阿Q正传》中，这位流氓无产者与王胡、与小D的两场战斗，使我们充分领教这类文明程度相对落后，文化水平相对低下，生活资源相对匮乏，社会环境相对恶劣的底层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物极必反的异常心态：第一，他们绝对不怕无耻；第二，他们绝对以属于动物本能的刺激反应方式，即刻生出极具爆破力的冲动；第三，他们绝对不计一切后果，绝对不顾一切秩序、规范、伦常、道德，马上迸发出可怕的破坏力，由此种种，统统写在鲁迅先生的笔底。

反观这场以汉献帝为筹码的争夺战，那些从匹夫董卓派生出来的，一蟹不如一蟹的徒子

徒孙们的表演，便知道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拖延数千年而不变革的原因了。

恶是一种社会痼疾，人类的恶本质像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扩展，腐蚀整个器官。人与人之间的告密、出卖、谗害、构陷，置对方于死地的卑鄙行为，立刻如瘟疫似的传染开来，而且愈演愈烈。生活在恐怖统治中，唯有从恶去使别人恐怖，自己方能免于恐怖。所以鹰犬走狗、爪牙打手、细作线人、密探暗谍这类职业，便异常地兴旺并猛烈地发达起来。于是，以恶近恶，恶性膨胀，用人唯恶，恶性循环，由于汰优存劣，远善近恶，刈良遗莠，憎洁喜污的单向选择，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所以，第一代穷凶极恶的董卓以后，出现第二代、第三代更加无恶不作的董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真是应了一句古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别看那些坐在高位上的当朝一品个个衣冠楚楚，剥下他们的冠盖袍带，不过是昨天的流氓兵痞、盗匪蟊贼之徒，自然恶习难改，便时有许多不雅难堪的表演，令人唾弃。小人物一朝得意起来，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报复欲望，而施虐的对象，则是曾经使他们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心惊肉跳，魂飞胆丧的大人物，于是，汉献帝被推上赌桌，成为这帮盗马贼的赌注。

恶与恶也是物以类聚的。所以去掉一个董卓，出来两

个董卓，就是恶的泛滥之果。社会如人，潜藏着这种病态的恶，一旦如癌扩散，有时近似物体的加速度运动的原理，愈演愈烈，无法控制，最终，必然酿成一场不可收拾的悲剧。当恶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行为时，理智沦丧，道德堕落，文明毁灭，伦常败坏，于是，谁最野蛮，谁最歹毒，谁就最占上风。后董卓时代所造成的悲剧，便是完全彻底摧垮了汉王朝。

“是岁（建安元年）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去城中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最遭殃的当然还是老百姓，以至日后多少年休养生息，也恢复不过来。一国之都，蔚然王气的洛阳，只残留数百户人家，岂不哀哉？直到此时，太尉杨彪才想起来还有一封诏书未发，是召曹操进京，以辅王室的。其实战乱初期，各路诸侯均可听命，为什么独召如此牛鬼蛇神来保驾呢？引贼讨贼，引狼入室，绝非乱世颠倒，失去理智，而是各怀鬼胎，暗打算盘的结果。因为所有围绕在统治者身边的亲信，总像一堵围墙，生怕别人（尤其是比他们强的人）挤进来，打破已有的平衡。不管曹操，还是袁绍，都是他们望而生畏的角色，不能不考虑到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后果，这也是杨彪那封诏书迟迟未发的猫腻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