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上）：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建安元年秋七月，曹操进军洛阳，是他由地方豪强，到一路诸侯，到掌握天下的三级跳的最关键的一步，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当他在山东扫清障碍，巩固政权，网罗人马，发展势力时，无时不在注意着洛阳、长安间帝王的行踪和轨迹，以及围绕帝王的两股势力，把持派与争夺派的此消彼长。因之选什么时候，以什么名义，还要花怎样的代价，来进行这次最后的冲刺，一直是曹操悬心不已的宏图大志。

决策学是一门新近出现的科学，但决策却是久远的存在。按照决策理论，通俗地讲，其依据，一、可能的形势（环境条件）；二、可能的时机（初始条件）；三、可能的行动（相对应的试验）；四、可能的结果。然后，选择最优解来行事，这就是所谓的决策函数。曹操的参谋本部和他的首席谋士荀彧，当然是按照曹操的大政方针，寻找着决策契机。

如果选择时机过早，自身力量积聚不足，还存在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危险，使众诸侯对他心存疑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像对付董卓一样地对付他。而此时挟持献帝的武装力量尚未十分削弱，反而不如任其自行戕杀，然后摧枯拉朽，予以卒制。等到献帝身陷绝境，孤苦无保；而劫持之徒，已无实力，不堪一击，他的首席谋士荀彧提醒他，此其时矣。“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

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曹操何等精明，他更等待着这一天。其实他早年与黄巾战时，便不再追求其他诸侯那种争城略地的满足，而把目光放在汉王朝的最高权力上，立足于更远大的目标。一是网罗人才，一是积聚实力。《魏书》称：“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太祖被甲婴胄，亲巡将士，明劝赏罚，众乃复奋，承间讨击，贼稍折退。”由于他“数开示降路，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禽获”。《三国志》说他：“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曹操软硬件齐全，自然是振翅欲飞了。

正要发兵之日，天使赍诏宣召，好！正愁找不到什么缘由赴宴，请柬就送到了。更加师出有名，于是，马军、步军先行，二十万兵马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于是，“建安”这个年号在后人心目中，更多的是与曹魏相联系，这就不值得奇怪了。从此开始，汉末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现象无不具有曹魏的色彩。

《三国志》称：“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这个董昭，其实可以说是未经曹操委派的驻在汉献帝身

边的联络处主任。他早就对那时实际控制汉献帝的张杨说：“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杨于是通太祖上事，表荐太祖。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并致殷勤。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遣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因此，可以断定董昭早就和曹操来往，别看他是素食主义者，在政治上还是很有一副好胃口的。

当着汉献帝，这当然是曹、董合演的一出戏，董昭说：“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此言一出，汉献帝的心凉了半截，到了曹操的地盘，他连现在的自由都会被剥夺的。对汉献帝来说，这主意很恶；对曹操来说，这主意正中下怀。在人地生疏的洛阳，终究不如许都得心应手。到了我的势力范围里，皇帝老子又能如何？还不是得乖乖地听我的呢？董昭怕汉献帝提出一大堆口实，用以推诿，他先把迁都之难说了，堵住这位皇帝的嘴：“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

最后这句话，曹操最受用，连忙表态：“此孤本志也！”也不管汉献帝那张脸多么难看，就拍板了。

从此，汉献帝刘协就进入了镀金的牢笼。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