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人张怡的《玉光剑气集》载，钱牧斋曰：“万历中年，王（世贞）、李（攀龙）之学盛行，黄茆白苇，弥望皆是。文长（徐渭）、义仍（汤显祖），崭然有异。”在钱谦益这位大家眼里，这两位不随凡俗的功力，不依不傍的风格，在后七子以王、李为首的是古非今的文学运动中，是一股清新的空气。钱谦益是指他们的诗文而言，不包括这两位在戏剧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因为在旧时中国文人眼里，戏曲也好，杂剧也好，不怎么看重。以至于写出精彩戏剧的文人，也视之为末技，上不了台盘，不登大雅之堂。
徐渭在总结一生写作成就时，自我排序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根本未将他的杂剧创作当一回事。汤显祖曾说到他的《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可见评价之高。同样，汤显祖这一辈子，戏剧只是他着力最少的部分。他1583年科举得中进士，已经三十四岁，1584年入仕，至1598年弃官，已经四十九岁。他的大部精力全消耗在应付科举和官场生活上。而使他生前身后享有盛名戏曲《牡丹亭》等不朽之作，则是罢官居家以后业余创作罢了。在他全部写作生涯中，此公始终一往情深地以诗赋古文为主攻方向。
但历史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下的中国人坐在北京东城南新仓的皇家粮库里，欣赏昆曲《牡丹亭》，然而，对于他的诗词歌赋，他的文学成就，基本是一问三不知的。
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实际上是毫不搭界的，但他们却难得巧合地同在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死在这一年的4月23日（西历），活了五十二岁，汤显祖死在这一年的6月16日（农历），活了六十六岁。
1616年为明朝的万历四十四年，那时候的中国人，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虽然大环境不怎么样。《明史》称明亡于神宗。朱氏王朝从此一直走下坡路，到崇祯吊死煤山而灭亡。但普通百姓只管小日子，不管大环境，有一口饭吃，有一张床睡，不兵荒马乱，不妻离子散，就谢天谢地了。因此，十七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自我闭关，自我禁足，自然也就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下。第一，不可能知道世界之大；第二，也不想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当然不知道有个英伦三岛，有个莎士比亚。
汤显祖若是了解他的这位外国同道，如何为英镑奋斗而其乐融融，也许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活得那么累，也不会活得那么苦，那么穷了。
莎士比亚所以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想法，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第一，没有功名的负担；第二，没有当官的念头；第三，更没有汤显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第四，尤其没有汤显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莎士比亚只是想挣钱，恰巧十七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已经是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泰晤士河口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的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地成为
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斯特拉特福，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在这里。
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汤显祖相比之下，就有点惭愧了。我们知道他是江西临川人，但那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可供凭吊的大师遗迹了，或许曾经有过一些，也早湮没无闻。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虽然有点刻薄，但也是这位从未发达起来的文人的真实写照。从他朋友的记载中，说他处于竹篱园蔬，鸡莳豚栅之中，看来也是穷困潦倒的一种诗意写法。总之，他一生之不得意，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显祖谢弗往”，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在太常寺任礼部主事，上书万历，痛斥“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将皇帝与他的两任首辅，都给否了。万历不是唐太宗，哪吃得消臣下如此针砭，当然气得跳起来。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帝怒，谪徐闻典吏，稍迁遂昌知县。”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明史》）。
外国文人不存在这一说，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惟一的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曾经穿上镶金边的侍从服装，戴上熊皮帽子，在他的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责当一回哨兵。可他并不因此对伊丽莎白女王，对詹姆士一世，存有什么赏个官职，赐个爵位，捞个差使，混个级别的额外想法，更不会为乌纱帽，八抬轿，肃静回避，鸣锣开道的官场生涯，魂牵梦萦到茶饭不思的程度。而汤显祖，直到逝世前不久的一首《贫老叹》：“一寿二曰富，常疑斯言否。末路始知难，速贫宁速朽。”看来也未能达到完全彻底的清醒。
尤其令后人为之惋惜的，他将他全部才智的精华之处，全部文采的亮丽之点，几乎百分百地投入诗的写作中。
汤显祖的强项是戏曲，可并不热衷，嗜诗成瘾，几近病态。从十二岁起，写他的第一首诗，一直到六十六岁死前一天，最后一首绝笔写完，才撒手西去。半个世纪间，共作诗两千两百多首，不可谓少，但没有一部文学史，认为他是位出色的诗人，都以杰出的戏曲作家称之。对他的几部戏曲，无不赞美备至，对他的诗，则贬多于褒。所以，他这种按捺不住好写诗的冲动，基本为无用功，旧体诗就是这样成为一个消耗中国文人智力的无底洞。可他一颗心吊在诗上，任其消耗着他的才智，浪费着他的才华，流失着他的才气，而且很有可能将本来应该为大块文章的整体创造，委弃搁置，将本来应该为长篇钜著的完好构思，拆整为零。如果，他毕生用来写
诗的力气，全部投放到戏曲创作上，恐怕就不仅仅只有《牡丹亭》等五部作品。那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位戏曲作家，会给中国文学史贡献更多的不朽。
这位大师在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可能也是心有所思，情有所寄，可能也是诗兴不畅、百无聊赖，一稿即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而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如果，以他《牡丹亭》问世，那盛况空前的演出，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少女巷的寰球剧场演出的成功。伦敦的观众记得，那个被捉弄的颟顸情人福斯托夫，出现的灯光下，整个舞台都被掌声震得晃动起来。而汤显祖《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京都的观众也记得，有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又有多少钟情女为之肠断。这两位戏剧大师们笔下的艺术魅力，可谓不相伯仲。其实，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方是正道。可是，他在笔端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生命的新区，却不知珍惜，因为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才的福地。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了，“学而优则仕”的“仕”，是害了他一生的梦。
所以，汤显祖活了六十六岁，只有五部戏剧，除《牡丹亭》外，尚有《邯郸记》、《南柯记》、《紫箫记》和《紫钗记》。莎士比亚活了五十二岁，比他少活十四年，一生却写出了三十七部戏剧，而且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而与他同年而逝的汤显祖，虽然这种联袂西行的偶然，也许并无深意，但引发我们中国人思索的，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的完美，汤的才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不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
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传统价值观所造成的恶果了。
对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文人而言，第一，“学而优则仕”的终身憧憬；第二，科举制度的极度诱惑；第三，官本位架构下的毕生追求，是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然而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很少有觉悟者能够想得开，能够豁出去，能够主动跳出这种压迫和摧残。差不多所有的“士”，都这样一条道走到黑，要挤进权力的盛宴中分一杯羹。尽管，时到今日，八股科举，已成过去，学优则仕，也非必然，但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仍旧使得一些当代文人削尖脑袋，丑态毕露，跑断脚筋，洋相出足，功夫全用在诗外。这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的缘故了。
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十四岁补县诸生，到二十一岁中举，三十四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二十年，从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十五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是捞钱之正道，专心致志，绝无他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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