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叶灵凤在其《读书随笔》中这样写道：“《浮士德》是歌德集中毕生精力所产生的一部作品。他活了八十三岁，但是这部《浮士德》的写作，在其八十多年的岁月中，却占了近六十年。文学史上很少有一部作品是要花费这样长久的时间才完成的。据歌德的传记所记载，歌德蓄意要写这部作品，开始于1773年，1775年完成了初稿大纲，直到1790年才写了若干断片。但又毁稿重写。我们今日所读的《浮士德》，第一部在1797年动笔写，写了九年，直到1806年才写成。第二部则继续写了二十多年，直到1831年才脱稿。这部开始于二十三岁的作品，直到八十二岁才正式完成。《浮士德》全书出版后一年，我们这位大作家便去世了。”

一位作家，倾其一生，孜孜不息，持之以恒地经营一部作品，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更何况这位作家，一不东张西望，文坛流行什么风气？二不左顾右盼，同行鼓捣什么东西？三不上下打探，当局提倡什么精神？四不心急火燎，生怕错过最佳时机。他按部就班，不急不徐，用六十年时间写出这部史诗。这一份定力，这一份矜持，这一份自信，这一份雷打不动，就更值得我们由衷钦佩。

六十年写一部长篇，和一年写六部长篇，使我们懂得如何来识别一位文学大师，和一个文学工匠的不同之处。如果前者的创作精神以“呕心沥血”来形容的话，那么后者这种写作上的喷发状态，也许用“大便失禁”来描写，怕是最准确的了。

魏玛（Weimar），是德国东部一座淡雅憩静的小城，更是一座拥有歌德、席勒这样文化巨擘的古城。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曾经来到这座秋天的小城。时值那个叫做民主德国的政权，即将终结其历史的日子。大批东德人在柏林墙即将推倒之前，利用邻国匈牙利开放边境的机会，纷纷出走，驾车绕道前去西德。于是，这座小城，本来不大，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张旗鼓地整家、整楼、整个街区的居民离去，益发显得空空荡荡。一个城市，忽然少掉一半人，少掉三分之二，那该是怎样一个景象？

幸好，歌德还在，这棵文学常青树还在，朝谒者还在，崇拜者还在。

至少，那一天，还有不多的人，在向这位文学伟人走近。站在歌剧院广场上的他，呆呆地，面无表情，不太像诗人，有点像将军。不过，无论如何，魏玛有了他才成为魏玛，如果，这座城市要没有他的话，还会有游客，特意来到这座城市吗？

我想回答是否定的。

看起来，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了。尽管文学敌不过政治，文学家总会成为政治家的手下败将，但弱者未必就弱，强者未必就强。当时魏玛公国的执政者，何其赫赫扬扬，如今，也许只是在历史教科书里，有一席之地，而曾经视其脸色行事的我们这位诗人，从那时以后，一直到现在，到将来，都是这座小城的象征。

这一刻，几个中国人，包括我，瞻仰这位文学巨人。

正好，有几位西德来的游客，对我们说，我们那边也有。从这句话，倒使我感悟到，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歌德这个交集点上，是一致的，不存在着柏林墙的分裂。看来文学的生命力，文学家的生命力，却是永远要比政治，比政治家坚强许多倍，长久许多倍。

经过那间施泊林咖啡馆，拐个弯，路过一座喷泉，在白天鹅饭店旁边，所谓肥皂弄的那座黄色的大房子，就是这次魏玛之行的目的地。然而踏进门槛，我真的很失望，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一位贵族，一位富豪，一位老爷的歌德，我是深切体会到了，而作为伟大作家的歌德，灵思如流的歌德，浪漫情人的歌德，纵横捭阖于文坛的歌德，却怎么也感觉不出来。

我心目中的歌德，还是早年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留下来的，是一个穿着绿色短呢外套，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可当我走进他的大宅子后，看到到处挂着的他的绘画像，不禁茫然了。这样一张胖胖的，有着多余赘肉的脸，这样一副臃肿的，过于富态的沉重身躯，作为一位养尊处优的公爵大人，是绝对气派而且也够绝对的庄重非凡。但作为一位写过让天下年轻男女都不由情动于衷，不由爱涌胸臆，不由自主地要去寻觅心之归属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部爱情宣言，那部爱情白皮书的作家，实在有着很大的视觉差距。

歌德故居，三层楼，几十个房间，豪华得令人咋舌。天井中的小花园，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叹绝。可见歌德不仅写东西传世不朽，谈恋爱千古绝唱，享受生活也是臻于极致境界。然而，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作为诗人的东西并不多，而看到作为枢密顾问、作为老爷那些养尊处优的东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楼上楼下，走来看去，惟有扫兴。

而且，那是再自然不过的，所有踏进这座纪念馆的人，都在寻找着那位夏洛蒂的芳踪，都在向往这位多情女子的余馨。可陪同的东道主，却不断向我们的耳朵灌输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与这座小城相关的响亮名字。那个“多情自古空余恨”的美丽女子，在这位已成圣人的歌德光环下，已经是一个作为点缀用的，可有可无的符号，属于不在话下，甚至有亵先贤的题目。

然而，没有夏洛蒂，会有歌德的这部不朽的成名作吗？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读这部名作时，谁不曾迸发出激情之火？因为，写书的歌德在燃烧，那么，读书的年轻人，自然也随之燃烧。可等到我走近这位枢密顾问的家，所见所闻，却是一位居高临下，肃然起敬的圣人。在圣人面前的我等凡人，自然存在着凡圣之隔，自然也就很难产生共鸣。我本希望看到那个作家的歌德，却处处可见必须脱帽致敬的圣人歌德，对不起，使我欣欣然来到魏玛的游兴，顿时减掉许多。

于是，辞了主人，在这个小城踱步。

也许因为居民出走得太多，商店也都处于半停业的状态。关着的门，比敞着的门多，紧闭的窗，比打开的窗多。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玛小城里那种中国少见，外国常有的橡树上。

为什么对这种阔叶树，感到兴趣？我觉得更接近于我心目中构想的那位文学伟人。合抱的树干，支撑着重重叠叠，向四面八方平展出去的枝杈，构成巨大的树冠，足可以覆盖半条街，与这位文学大师在文学史上的无与伦比的地位，有些相似。那宏大、硕伟、粗壮、敦实的气势，与我时常逛的北京太庙里，所见到的古老、苍劲、峭直、矍铄的针叶树不同，魏玛满街的橡树落叶，厚到甚至绊脚的程度，可太庙里的松、柏、桧，也许老到懒得落叶的年纪，树下顶多洒上薄薄一层松针，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

于是，我迂想过，针叶树的拘谨，阔叶树的放纵，也是东、西方文学发展道路不同的象征。十九世纪的中国文学，未能产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与歌德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几乎来不及地向大清国皇帝磕头膜拜，一口一声“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状态下讨生活，文章也就难得浪漫起来。

可在魏玛，秋风吹拂之中，枝叶摇摆之际，听那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似乎能倾听到，这些见证过小城历史的古橡树，在向远来的客人碎语，那位穿着绿色短呢外套的年轻人，那位穿着黄裙的风流女子，说不定就在这橡树荫下邂逅的。

于是，我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看透过树影的阳光在慢慢移动，树影也渐渐拖长，渐渐淡化，渐渐消失，这时候，物我两忘，相坐无语，只有树与人的心灵交流，这种“相看两不厌”的境界，确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如果没有在路旁拉小提琴的行乞者，我也会在这个近似沉睡的静谧中，进入梦乡。

魏玛，是个小城，稍为抬起眼皮，城外通往国境的公

路上，络绎不绝的是排着长队，恨不能马上就离开这座城市的车流，你不能不为这个城市伤感。而有的人走得了，有的人走不了，走不了的人看着走得了的同胞，那一张张五味杂陈的脸，你不能不为他们的失落同情。那行乞者的琴声，让我想起李后主的词，“最是仑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人之死，我们叫做诀别，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了。可城市之死，躯壳仍在，总在提醒你它的存在，没有想到我看到的是这样怅惘的魏玛，实在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有一条穿过魏玛的伊尔姆河，不宽，水流湍急，显然没人打理的缘故，河岸的草莽长得太高太乱，掩没住河边的小路。我曾经踱步于滨河的这条石子路上，河上已没有船在行驶，再往前走，本是游船的码头，也看不见船，连救生艇也没了踪影，大概凡是足以离城出走的一切交通工具，都杳然无存。

只有无声无息的河水，承载着这份凄凉，静静地流淌。于是，这座本来人口不多的隶属图林根州的老城，即使在商业区，也是格外的寂寥和萧条，那些没有走的居民，惶惑沮丧的表情，无助无奈的眼神，蹀躞在满街落叶之中沉重步伐，便是那次魏玛之行的最深刻印象。

这座处在风雨飘摇中的魏玛，马上就要变换新的政治色彩，也就是鲁迅先生的诗，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刻。旗会变，而站在广场上的歌德，是不会变的。哪怕再过几百年，还会有人像我这样向他走近，向他致敬。

附一：人生的阳光

人生何处不阳光？我们活着的一生，除了头顶上的阳光，给我们带来生命、光明、绿色、希望之外，其实，人与人之间，也是充满着灿烂阳光的。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轮能够发出热量和光明的太阳。正是这光和热，我们这才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和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和更多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这种阳光的亲密联系。别人的阳光，温暖了你，同样，你自己的阳光，也照亮了别人。只有这样，世界，才有生气，人类，才有精彩。

德国的文学大师歌德，活到他八十多岁的暮年。“他的伟大思想和伟大的性格特征，好像一个山峰，虽然在远处，但在白天里阳光的照耀下，轮廓仍是鲜明的。在风和景明的日子里，我陪他乘马车出游，他穿着棕色上衣，戴着蓝布帽，把浅灰大衣铺在膝盖上。他的面孔晒成棕色，显得健康，蔼如清风。他的隽妙语言的声音流播原野，比车轮滚滚声还更洪亮。”这就是说，歌德到了晚年，他那睿智，经过时光的砥砺而精粹，他那心境，经过人生的历练而彻悟，所以，那些贴近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感觉他像阳光照耀下的远山，明亮、清晰、鲜明、亲切。爱克曼动情地写到这位冬日阳光下的大师：“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爱克曼·《歌德谈话录》）

我们，或许并不能比拟杰出的文学大师，而且也不会在历史的流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那却是每个老年人努力的方向。也许，热，有高有低，光，有强有弱，然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们做了应做的一切，尽到责任；我们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承前启后。剩下来，我们也应该像歌德一样，将这冬日的阳光，更洒脱，更慷慨地付与这个世界，贡献给所有爱我们的人，让整个社会和谐安详，充满阳光。

无论如何，到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桑榆之年，伏枥之际，有过美丽而又激情的春日阳光，有过热烈而又辉煌的夏日阳光，有过饱满而又丰足的秋日阳光，现在，到了热烈又明亮，温馨又亲切的冬日阳光之下，经历过春天的新绿，夏天的热烈，秋天的成熟，这些“早生华发”的一代，自然也会欣欣然与大家同乐于冬日的收获。虽然，冬日的阳光，离北半球比较远，但冬天也是北半球人对阳光倍感亲切和温暖的季节。因此，和大家在一起拥抱阳光的明亮，感受阳光的温馨，便是最佳的生活方式了。

附二：读《歌德谈话录》

树木如人，人是一本可读的书，树也是一本可读的书。尽管，人这本书，没有树这本书厚实，但是，树这本书，却没有人这本书复杂。年轮，便是历史在树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没有连根砍掉锯断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浅浅的岁月隐秘，都密藏不露。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这是树的性格。

也许在魏码“读树”时的感觉，使我想起埃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所写到的他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场景。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老树，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