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诗很出名，既改自己的，也改他人的。自己的作品，改好改坏，他人难以置喙，不是自己的作品，改好改坏，便挡不住他人的评说。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话很刺耳，但钱列举例证，一一摊在那里，大有“人赃俱获”的架势，让人对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不敢恭维。

他的改诗，有改得好的，如他自己的诗，《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句，多次改动，而后用“绿”，可谓点石成金。有改得不好的，如南北朝梁代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其中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一联，他用在自己的《钟山即事》中，改作“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黄庭坚就嘲笑他的这一改为“点金成铁”了。本来，鸟的鸣声，山的幽静，动静对照，互相衬托，王安石这样大白话式坐实以后，意思是对的，可原诗的那种美感，也就荡然无存。

历史上王安石，其自信到了自负的程度，其自以为是的行径超出常人范畴。尤其官大以后，居高临下，凌驾一切；嘴大以后，令行天下，目空一切。虽然他政治发迹，是这样骄纵取得成功的，但是他变法的流产，也是这样蛮横遭到失败的。

据说，他罢相后回金陵，居处的地名为“谢公墩”，因东晋谢安曾居于此遂名。王安石写了一首诗：“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他这种改动文字的坏毛病，可谓恶习不变了。如果不是他很快过世，这个地名也会被他改的。

每到转过年来，大地春回的季节，往往会想起王安石的这句诗。王安石死距今近千年，千年之后，还有人顺口念出来他的这首诗，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

这首《泊船瓜洲》所以被人牢记，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这个“绿”字。典出南宋洪迈的《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二十八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作家不惮修改

的样板。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这个认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迈（1123—1202），虽相距百年，但俱为宋人，而且洪迈声称目睹原件，当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其实，春风送暖，岸草萌绿，意味着春天的来临，北人和南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冬去春又来，江南水乡的绿，那可是全面的、彻底的；而春来冬不去，华北平原的绿，只可能是依稀的，朦胧的。记得早年间铁路没有提速之前，由北京回上海探亲，列车驶行在北方原野上，别看已是阳春三月，地里的残雪未化，河里的残冰依旧，仍是一副残冬的景象。可睡了一觉醒来，到达安徽、江苏境内，车窗外那“杏花春雨江南”景象，一片浓绿，迎面扑来，这时才领略到真正的春天，应该是与这个王安石笔下的“绿”字分不开的。

所以，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在枝干上冒出骨朵，然后，小骨朵变大骨朵，这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时令为春，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时离五一节也不远了，一眼望去的盎然绿意，对京城人而言，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那一天，触目皆绿，绝对便是夏天了。所以说，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上世纪二十年代，居住在西城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观感，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中载：“世传王介甫《吟菊》，有‘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苏子瞻续云：‘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因得罪介甫，谪子瞻黄州。菊惟黄州落瓣，子瞻见之，始愧服。”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后二句，又传为欧公作，介甫闻之曰：‘欧九不学之过也，不见《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王安石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与《泊船瓜洲》一样，这是一幅以长江流域为人文背景的风俗图画。而北京的春节，其实并无“春风送暖”这一说。常常倒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日子。因此，王安石的这个“绿”字，要是泊船通州的话，恐怕就未必贴切了。所以，地域与时令、季节、气温、植物的生长周期，都不可一概而论。

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对北京城的春天来得奇晚，去得特快，也是深有体会的。偶读他的一篇《游高梁桥记》，忍不

住笑了起来。这篇记述了他一次失败春游的小品文，也是扫兴在毫无春意的京城春天上。文中所记的同游者，有其兄袁中郎，有一位王子，想必是一位国族贵裔吧？彼时，两兄弟俱未发达，为求发达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天子脚下，谋职求官。邀王子同游，也许是一种公关活动吧？这就姑且不去深究了。他们春游的目的地，为如今出西直门不远的高梁桥。明代这个地方，与今大不同，“有清水一带，柳色数十里”，甚至还有小舟穿行于莲荷中的。如今，桥已不存，河也湮没，只是作为记住这段历史的一个地名，一个公交站名，而还留存着了。

袁小修的文字十分洗练，“于时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柳下小饮”。接下来，“谈锋甫畅”，自然是谈正题的时候，没想到，“而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中目塞口，嚼之有声。冻枝落，古木号，乱石击。寒气凛冽，相与御貂帽，着重裘以敌之，而犹不能堪，乃急归。已黄昏，狼狈沟壑间，百苦乃得至邸。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

这大概是发生在明万历年间的一次强沙尘暴，那时没有风云二号气象卫星，没有晚间新闻后的天气预报，猝不及防的袁中郎、袁中道可被折腾得够呛。事后，他越想越懊恼，不禁牢骚。“今吾无官职，屡求而不获，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产业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这不是犯傻吗？“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上春已可郊游，何京师之若如此”。他想起家乡那绿色的春天，对自己，忍不住责疑起来：“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不过，最后他解开了，作了这篇短文。“然则是游也宜书，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

袁中道批判自己“嗜进而无耻”，看出他人格精神的高度；“颠倒而无计算”的自省，说明了同是春天，地分南北，人分你我，在认知上和感受上，是存在着差距的。三袁的籍贯为湖北公安，与王安石诗中的镇江、瓜洲，纬度稍南，北京的“杨柳尚未抽条”，那里早就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了。

野史笔记，不可尽信，但从王安石的这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形象措辞，“菊惟黄州落瓣”的细节真实，以及公安三袁那弟兄俩对于家乡春天与京城春天，其同与不同之处的疏忽来看，无论写文章、做事情，对象、时间、地点，必须首先要弄清楚，搞准确，否则，很可能要出“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的笑话来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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