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逝于公元1797年。
这位皇帝比他早生五年，比他晚死两年，袁枚一辈子为乾隆的臣民，而乾隆酷爱收拾文人，对于前面提到的敢抗膀子、敢昂脖子的第一类型文人，和不听调教、不听招呼的第二类型文人，有一种时不时要收紧骨头，动不动要开刀问斩的特别嗜好，很可怕，很恐怖。所以，便可理解他宁可谈吃谈喝，不敢忧国忧民的缘由了。因为他只有一个脑袋，要是玩掉了的话，吃什么也不香了。这大概就是袁枚为什么好吃喝好女色，好盖房造园，好收藏古玩，好交友远游，非要做第三类文人的原因了。
《清史稿》对他的这些“好”，也有微词，说他“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
说实在的，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很少有像点样子的典籍拿得出手，因为中国人吃的不讲究，不光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干稀搭配”的凑合对付，而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贫穷状况，决定了温饱问题之难以解决。家无隔宿之粮，一饱难求，如何侈谈美食，人家会以为你是神经病的。除了曹雪芹那样昨天的富家子弟，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尚有薄粥糊口，才耐不住在笔底下重温昔日的美食，来一次精神会餐的。而对赤地千里的饥民来讲，对枵腹绝粒的饿殍来讲，想到的只能是如何造反，因为只有豁出一身剐，才不会饿死，只有当流寇，哪怕人食人，也强似倒毙在地头上。饿肚子的人革命性最坚决，饱肚子的人才想到美食，而整个中国历史，饿肚子的时候多，饱肚子的时候少。所以，鲁迅先生很感叹古籍中资料之匮乏，是与这样大背景分不开的，饱且匪易，何从美食？
“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袁枚此人，生前身后，颇多訾议。独他这本食谱，倒一直被视为食界指南，传布甚广。据说，此书有过日文译本，译者为青木正儿。清人梁章钜在其《浪迹丛谈》里，凡谈及饮食，无不推介袁枚的《随园食单》，认为他“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蔬菜，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看来这本虽薄薄一册，但极具文彩的《随园食单》，总算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空白。
唐朝没有袁枚，我们不知道唐朝人吃什么和怎么吃；唐以前的朝代也没有袁枚，我们更不知道那些朝代的人吃些什么和怎么样吃。近人向达先生专攻唐史，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于唐代吃食，也只是转抄前人记载而已。我们如今在古籍中看到的，诸如“馎饦”、“□罗”、“焦槌”、“馉脯”、“不托”、“胡饼”等唐代食物，当时在长安街头，大概是可以随便买
到的小吃，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呢？很难有行家说出个子午卯酉了。再如宋代苏轼，这也是个美食家，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当他流放海南儋州后，思念中原饮食，遂有那段“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的佳话，这道颇近似西人圣诞节火鸡大餐的菜式，若是能像曹雪芹那样写他的“莲叶羹”、“茄鲞”，比较仔细地交待选用之材料，制作之过程；何以“温淘”而须“槐芽”？何以“抹猪”必用“襄邑”？因何“炊香粳”而“荐子鹅”？因何“灌杏酪”而“蒸羊羔”？这些细节部分，如果留给后人更多的参照系数，也可以弄出赚食客钞票的，如同红楼大宴一样的东坡大餐呀！
但袁枚能写这本《随园食单》，这真得感谢乾隆皇帝，要不是他一个劲地压迫文人，那么狠，那么毒，到了赶尽杀绝的程度，弄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也许袁枚不会花四十年工夫，念兹在兹地写他这本饮食大全了。袁枚生于“盛世”而未杀头，是其幸；但碰上乾隆，他只好风花雪月，大谈饮食之道，是其不幸。
据《清史稿》，袁枚“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鉷见而异。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
于是，1748年（乾隆十三年），才三十出头的他，递上一纸辞呈，弃官不干了。第一，他做了官；第二，他官做得不错；第三，他为官的这些地方，都是江南富庶县份；第四，应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点，两江总督对他相当赏识器重。这个尹继善，就是《随园食单》里提到的“自夸治鲟鳇鱼最佳，然煨之太熟，颇嫌重浊”的尹文端公。看来，一个县长能跟一个省长同桌吃饭，也许不以为奇，但是这两个官员，能够坐在一张桌子上，切磋厨艺，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尽管如此，袁枚急流勇退了。
仕，就是为官。学而优者谋官，学而不优者也要谋官。职位小者要谋大官，级别低者要谋高官，待遇差者要谋肥官，官声微者要谋名官。于是，文人基本上就有这样的心态：做上了官的要固官；保官；做久了官者还要防着罢官、丢官、免官。至少在封建社会里，官是中国文人的命根子。
哪怕当个小组长，领导三五小卒，也能从那高高在上的感觉中，获得精神上的最大享受。因此，文人之谋官求官，都到了病态的程度。像袁子才这七品官做得正来劲的时候，自己炒了鱿鱼，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一种割舍。
袁枚为官九年，三十二岁时辞职回家当老百姓了。由此可以看到乾隆年间那严酷的文化统治，对诗人所产生的噤若寒蝉的效应。所以唐之出现李白，宋之出现苏轼，因为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外部条件下，尚留给天才生存和发展的一线生机，而嗣后的元、明、清，即使李白转世，苏轼再生，也恐怕如袁枚，振作作诗，惟恐惹祸，老死牖下，心又不甘，既没有勇气反抗，也没有胆量造反，只能做一个从生理到心理，从精神到肉体被阉割的文人，苟且而已。尽管顶头上司是如此赏识他的两江总督，他也感到“煨之太熟，颇嫌重浊”的官场，不是久待之地，于是，“引疾家居”。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伟大的诗人，即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产生出世界级的影响；而才华天分不弱于这班大师巨匠的袁枚，一生被这位文字狱皇帝罩着命门，只有沉沦一道。他终生在乾隆淫威的阴影下，用本该写出石破天惊作品的力量，来搞这样一本聊胜于无的吃喝之书。你说，在文字狱大门敞开着，像张开的吃人虎口前面，他还能干些什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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