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陶庵梦忆》的张岱，比之写《梅花草堂笔谈》的张大复，确实拥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得到更多的读者认可。但是，生于1597年，死于1679年的张岱，与生于1554年，死于1630年的张大复，相差半个世纪。时代不同，家国不同，命运不同，活法不同，对作家文章的优劣，对作家思想之高低，存在着无法计量的影响。我们可以将鲁迅与周作人放在一起讨论，因为他们曾经生活在同一天空下；但张大复和张岱却无法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一死于崇祯三年，明尚存在，一死于康熙十八年，明已灭亡。国之亡，国之未亡，对有心有肝、有血有肉的中国作家来讲，大有干系。这大环境的变化，非同小可，对于作家来讲，做顺民还是殉国，性命攸关；对于作家的写作来讲，谄媚新朝还是效忠故国，生死攸关。正是明清鼎革的危亡意识，使得张岱的形象思维得以高度升华，单论文学水准，论文字功力，张大复未必不能与张岱旗鼓相当。要求张大复生出张岱那种家破国亡的黍离之感，改朝换代的亡国之恨，晚景凄苦的失家之苦，穷愁暮路的悲怆之情，那是荒谬的，这就是自视甚高的周作人，自信太过的偏见了。
作为随笔，求其精，作为小品，求其短，当然是第一位的考虑。但是，为了精粹，而忽略华腴，难免削足适履；为了短小，而不敢铺陈，那就是方凿圆枘了。所以，螺蛳壳里做道场，应该有举重若轻，吝墨似金的用心，应该有浓而不酽，淡而不白的本领。张大复在这个方面，一直受到当时人的认可和尊重。汤显祖评价他的《嘘云轩文字》，为“近吴之文得为龙者”；钱谦益称赞张大复：“其为文空明骀荡，汪洋漫衍，极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诡于矩度，吴中才笔之士，莫敢以雁行进者。”
试举其写雨的两文为例，一曰《南庭》：“云情叆叇，石楚流滋。麦鸟骇飞，蝼蝈正咽。亦有怒蛙拱息草下，张口噤舌，若候雷鸣。狂飙忽卷万马奔沸，疏雨堕瓦，忽复鸣琅。百道金蛇，迅霆如裂。气散溽收，浮腻亦敛。灯火青煌，南庭寐寂。撑颐解眠，故自悠然。”
不足百字，将一场大雷雨的始末，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景。其壮观的来势，其强烈的动静，其陡然的结束，其晚净的淡定，使人产生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现场感。
一曰《雨势》：“大雨狂骤，如黄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鸣水底，砰砰然往而不收。如小龙漫吟，如伐湿鼓。电光闪闪，如列炬郊行，来著门户，明灭不定。仰视暗云，垂垂欲坠，道上无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长啼深林，鬼啸云个而裂垣败屋之声，隐隐远近间。雨势益恣，每倾注食许时，天辄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气尽忿舒，稍稍喘息，而后益纵其所如者。此时胸中亦绝无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风波之民欤？”
同样一场雷雨，前者是雨在人外，得以从容观察，心态安然，后者是人在雨中，仓促应对，狼狈不堪。前者是轰然而至，欣然而去的一场轻喜剧，后者是恶神天降，灾难临头，不知伊于胡底的悲剧。张大复的笔下，数十字，百把字，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引人入胜，而且，用字措辞，平白如话，无一字可易，无一字多余，堪称绝活。
假如，你要知道他是一位盲人的话，我想你更会为之动容。
在中国所有故去的和还健在的文人中间，他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活得最为艰难者，大概也是生存状态极不佳之人了。一个要拿笔写字的文人，眼睛突然瞎了，没有阳光，没有色彩，当然也就没有白昼，只剩下无穷的黑夜，你说他怎么办？谁都想不到，我估计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这个张元长，既不自杀，也不搁笔，而是一天一天地坚持着活下去，活得有滋有味；而是一字一字地坚持着写下去，写得精彩纷呈。虽然，你可以想象他该有多难，该有多苦，但是，这个看起来极弱的人，实际却是个极强的人。我觉得他的生命力，够结实，够坚韧，哪怕人被拧成麻花，心被碾成面饼，也不认输，更不断气，不但挺住了生理和心理的压力，更经住了精神和物质的煎熬，而且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在晚明文学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脚印。
据汤显祖《张氏纪略》：张大复“为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废。至云母子之间，徒以声相闻者十四年。母病时，以手按母肌肉消减，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犹喘喘好语曰，恨儿不见吾面，犹未有死理也。斯语也，闻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与无长目，不可得矣。有子铁儿而殇，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晓书传大义。所谓闺阁中钟子期也。为孟家妇，几年而复殇。天之困元长也，不愈悲乎？凡此数端者，客以为何如也？”
张大复，老天实在够虐待他的。40岁前，他就以多病著称，认识他的人，他认识的人，都视他为病秧子或药篓子。据他《病居士自述》中所陈述的病情，至少罹患着以下数种慢性病：一、心脏系统有点问题，房颤或是心律不齐的“病悸”。二、血液循环系统代谢失调的“病肿”。三、胃肠消化系统炎症的“病下血”。四、“病肾水竭”的肾炎或者肝炎。五、最为可怕的视网膜退化，多年以来“目昏昏不能视”，最终导致失明。于是，40岁后，张大复，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盲人了。
然而，他挺得住。自号病居士，以乐观精神对待自己的疾患。“客谓居士曰：‘子病奈何？’居士曰：‘固也！吾闻之师：造化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我未老而化物者，且息我，我则幸矣，又何病焉？居士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然后，自号“病居士”的他，更进一步阐述：“木之有瘿，石之有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天。随生有言，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传其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吾每与圆熟之人处，则胶舌不能言，与骛时者处则唾，与迂癖者则忘。至于歌谑巧捷之长，无所不处，亦无所不忘。盖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怜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眼虽失明，只要魂还在、心不死，文学就不会亡。冲这一点，对这位盲人作家，值得我们脱帽致敬。
他是弱者，然而他比强者更强地打点着他的文学，诚如西谚所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这个张大复，眼虽失明，心却明亮。以他写的有关蔷薇两题，就可以看到这位盲人作家，是怎么样用心来感知这个世界的：
一曰《读酒经》：“数朵蔷薇，媚嫋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气浓远，举酒五酌，颓然竟醉。命儿子快读《酒经》一过。”
一曰《蔷薇》：“三日前将入郡，架上有蔷薇数枝，嫣然欲笑，心其怜之。比归，则萎红寂寞，向雨随风尽矣。胜地名园，满幕如锦。故不如空庭袅娜，若儿女骄痴婉恋，未免有自我之情也。”
他失明的眼睛，看不到蔷薇叠彩，但“香气浓远”，飘然袭来的芬芳，却能使他感到蔷薇的“嫣然欲笑”“媚嫋欲笑”，感到蔷薇的“骄痴婉恋”“自我之情”。“感到”和“看到”，是两回事，看到的，是平面，感到的，是立体，这种应目会心，神与物游的通灵境界，这种着墨不多，言意不尽的缱绻文字，会让你觉得，他的双目失去了视力，他的心灵却无微不至地伸展到方方面面，延长着他的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扩大到足以覆盖他体外所有的枝枝节节。现在你所捧着的这部《梅花草堂笔记》，分不清其中篇目，哪些是失明前写的，哪些是半失明状态下写的，哪些是他失明以后口授而他人笔录的。浑然一体，难分轩轾。
我一直在想，张大复所坚持的纯美自然，所追求的质朴本色，所在意的洁身自好，以及汤显祖赞他的“天下有真文章矣”的“真”，成为他的人生信仰，成为他的行动指南，虽百病缠身不低头，虽一片漆黑不自馁，也许是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明末那个极失败的社会，那个极不可救药的文坛，在精神上的唾弃和行动上的决绝吧！他有两篇写月的文字，可以进一步地读到他的内心，他的向往，他所要构筑的文学天地，他所要达到的文学目标。
一曰《独坐》：“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烬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一曰《月能移世界》：“邵茂齐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涧，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浓淡之色，按之望之，则屡易而不可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今夜严叔向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华可爱。旦视之，酱盎纷然，瓦石布地而已。戏书此，以信茂齐之语。时十月十六日，万历丙午三十四年也。”
也许因为这生活太沉重，这日子太琐碎，这现实太困惑，这人间太复杂，所以，月明之夜，给人们带来朦胧的美、隐约的美、含蓄的美、恬静的美，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美，不仅遮住丑恶，隐去肮脏，不仅化腐朽为神奇，使平凡成瑰丽，还能使我们“忘我之为我”，生出虚无缥缈的幻觉，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满足。张大复在明末文人当中，别树一帜，走的这条唯美主义的文学道路，岂是那些当时的、后来的，蝇营狗苟的凡庸之流，追名逐利的干谒之辈，淫逸无耻的声色之徒，阿附权贵的文彘之类，所能理解，所能企及的？
汤显祖也是一位唯美主义者，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唯美主义的杰作。所以，其实来往很少的这两位文人，却是真正的心灵上的知音。
虽然，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世界，你也许并不羡慕，因为收入和支出简直不成比例。但是，他的这部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梅花草堂笔谈》，所达到的美学高度，却是我等视觉很好的文学人，使出吃奶的劲，也休想望其项背的。
第一，相当草包的我等，腹中实在很空。
第二，相当脓包的我等，骨头实在很软。
第三，设若我等落到张大复这种举步维艰的无尽黑夜之中，能自强而且体面，能安之若素而且从容不迫，写出来一部洋洋洒洒的《梅花草堂笔谈》吗？恐怕先就被那永远的无穷的黑暗，压倒压垮了。
现在终于弄懂，周作人之所以不认可这位明末的文学大师，观察此公一生行止，也就了解其坚不认可的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