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史上，冯梦龙（1574—1646）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虽然长期以来，他被定性为通俗文学家，但这并不是十分准确的评价。实际上，他是一位扭转了宋元明以来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小说改革家，算得上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拓荒者。在中国，写小说者很多，但对大家读惯了的小说，无论内容无论形式，能实行一次根本变革者很少。
凡能行非常事者，必非常人，他绝不是文学史上可以马马虎虎对待的人物。
中国的白话小说，始于宋代的话本。但从话本出现那天起，内容无非两端，主要是说史，其次为神魔、灵怪、胭粉、传奇之类。应该说，是这位冯梦龙，将旧的小说格局，引出神天鬼地，回到大千世界，疏离帝王将相，关注芸芸众生。
这是极具勇气的创举。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14、15世纪的中国，由于作坊手工业的发达，由于商贸交易活动的活跃，粗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开始萌芽，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便在城市中出现。与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这些城市中的有产者和平民，是一个涌动着消费欲望的群体。他们的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讲两个荤笑话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位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出现。于是，冯梦龙的“三言”应运而生，扬弃话本小说中旧的讲史模式，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冯梦龙，江苏长洲人。在明代，江浙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因此，他能得风气之先，创新行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过，对这位具有前瞻性的小说改革家，文学史缺乏足够的估价。一个“俗”字，给他盖棺论定，是不甚公正的。
有文学，就有圈子，好者好之，恶者恶之，但只要圈在一起，必然是一个宗旨排外的团契。犹如海明威所言，像养在一个玻璃瓶里的蚯蚓，钻来拱去，互相以彼此的排泄物抚慰着自己，做瓶子里的文学大师之梦。好在冯梦龙识趣，不想干扰人家这种自得其乐，何况他的事情多得很，日程排得很紧。一方面，他要下乡去采风，为已经出版的吴下民歌集《挂枝儿》再编一本《山歌》续集。一方面，他要马不停蹄地访遍江浙一带的书市，觅寻散佚的宋人话本。
因为，他要据其中“市人小说”的断篇残章，来撰写他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他的这些创新作品，定名为“拟宋市人小说”，算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品种。“市人小说”，也就是“市井小说”，“市井小说”，也就是市民当主角的小说。对今天的作家来说，愿意写谁就写谁，愿意咋写就咋写，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五百年前，自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的规矩，凡小说，必讲史，成为金科玉律，要破它，需要一分胆量。
我钦佩冯梦龙这种敢于否定的勇气。否定一个两个前人，也许并不难，但否定几朝几代的定论，否定几百年来的规矩，在习惯听命，比较软骨的中国文人行列里，像他这样的抗命者，是罕见的。所以，明亡以后，一说于忧愤中死；一说为清兵所杀，便足证他的风骨。站在嘉年华盛会门外的冯梦龙，探头朝里一看，瓶子里的哥儿们姐儿们正玩得开心，便不想打扰，伸手拦住一辆“马的”，上了高速，打道回府，奔长洲去也。
每个人都有他的快乐，只有最没出息的作家，最没起子的评论家，才能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我认为，冯梦龙的快乐，是他将大家已经习惯了的，文即史、史即文的神圣法则推翻，以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人和事，也就是活生生的，你熟悉，我熟悉，大家都熟悉的人和事，为描摹对象。这种另辟蹊径的快乐，这种颠覆传统的快乐，是作家的至高境界。他在这三部书中，改编、移译、移植，更主要是自创了大量的“拟宋市人小说”，诚如一首赞他的诗中所说，“千古风流引后生”。《红楼梦》也好，《儒林外史》也好，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好，甚至我们大家写的当代小说也好，溯本追源，最早是从他这条涓滴小溪开始，然后才成为滚滚巨流的。
对作家来说，创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现在回过头去看收录在“三言”中的，每部40卷，三部共120卷的小说，无一不是呕心沥血，倾肠吐肝之作，这里面既有宋元旧制，也有明人新篇，更有冯梦龙他自己操刀的拟作。由于经过他程度不同的润饰增删，最后，神仙也分不清每一篇之由来，之所本。这就是大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
孙楷第《小说旁证》一书的序文中，分析了通俗小说的出现，正是由于有文人的介入，才得以登堂入室，大行其道的。
宋人说话有小说一门，敷衍古今杂事，如烟粉灵怪公案等色目不同，当时谓之舌辨。盖散乐杂伎粗有可观，虽一时习尚难以禁除，亦不为世重。及文人代兴，效其体而为书，浸开以俚言著述小说之风。如冯梦龙“三言”、凌濛初《拍案惊奇》二集、清李渔《无声戏》《十二楼》等不下数百卷，为世人传诵。于是通俗小说骎骎乎为文艺之别枝，与丙部小说抗衡。
孙楷第说到这类新的文学体裁之来势凶猛，之不可遏止：“盖其纪事不涉政理，头绪清斯无讲史书之繁；用事而以意裁制，词由己出，故无讲史之拘；以俚言道恒情易览而可亲，则无文言小说隔断世语之弊。至于藻绘风华，极文章之能事，则又二者所同，不可扬彼而抑此。斯虽通俗欤而无伤于雅。然则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虽雕虫篆刻几于无用，顾非文人之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