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和诸葛亮在祁山僵持，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是如何深不可测了。

作为敌手，这或许并不可怕，因为这只是作战方针的问题，其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对派来的蜀军使者，只字不谈战事，却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实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殚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诸葛亮的，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偏要这样劳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说出来的“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这句话。甚至罚士兵二十棍，他也要在场监察，正是这种对人的极端不信任，对事的极端不放心，才导致他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他的一位主簿说：“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炊，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志之不如婢仆哉？”这番劝戒诸葛亮的话，应该是所有那些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在自己身上的人，要当做座右铭的。

领导也是一门艺术，太过于事必躬亲，有可能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