逶迤起伏的万里长城，曾经是华夏和夷狄的分界线。英文叫做“GreatWall”，直译过来，就是“大墙”。这一个“墙”字，倒是把握国人爱筑墙的要义。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发数十万戍卒，修长城，到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朝历代，从帝王到老百姓，在这墙上没少下功夫。清人凤韶《凤氏经说·墉墙》定义曰：“古者屋下柱间墙曰墉，屋外四周墙曰垣，垣即所谓宫墙也。垣、墉皆得称墙，而墉不得称垣。”无论为墉，为垣，为墙，只要能使空间一分为二的措施，都意味着内外的区隔，人我的轸域。中国人对筑墙一事，特别来劲，其目的就是设限，你是你，我是我，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

北京城里，那磨砖对缝、敦实厚密的四合院，为什么所有的外墙窗户，既高且小？为什么所有的对外门户，虽设常关？这就是长城精神的体现。长城的精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隔”。所以，四合院的要害，就是用四堵墙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王公贵族的府邸，高官显宦的豪宅，是用围墙围起的大型四合院；红墙绿瓦，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是用城墙、护城河围起的巨无霸四合院。由此可知，无论是物质上的起到分隔、间隔、区隔作用的墙，也无论是精神上的起到隔离、隔膜、隔阂作用的墙，这种内向的，自恃的，扃锁的，局限的居住方式，祖宗八辈子地关在这四堵墙中，久而久之，对居住者的思想，意识，观念，精神，会不会产生《淮南子》所言“井鱼不可以语天，拘于隘也”的影响呢？四合院给人留下印象，无非有四：一，重门叠户，莫测高深；二，内敛外藏，自我封闭，三，关门独大，狭隘局促；四，壁垒心态，害怕开放。因此，中国人的墙筑得越高，将自己关起来的程度也越大。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逻辑推断，墙，这个东西，壁立于前，环伺左右，只有堵心的感觉，哪有开阔的胸怀呢？没有开阔的胸怀，还能有远见卓识的辨别力，还能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还能有放眼世界的高蹈境界，还能有攀登高峰的冲击精神吗？

明清两代，之所以闭关锁国，自我隔绝于世界文明；之所以禁锢桎梏，畏之避之于时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顽固抵制于现代科学；之所以老大自居，落后挨打于帝国列强……与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墙的束缚拘囿，恐怕有着莫大的关系。更何况，紫禁城的墙，更高，更厚，更坚固，更严密呢！

紫禁城对那些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来说，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墙，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的墙。走出有形的墙，也许不难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墙，却非一件易事。自己筑起的墙，固然自囿其中，别人筑起的墙，更是令君止步。而且，自己所筑的墙，易拆，别人为你筑起的墙，那就很难突破。

明代有个荒唐皇帝朱厚照，民间传说他寻欢作乐，时常微服潜行，溜出城外。有一出京剧《游龙戏凤》，就写他在荒村野店，与民间女子李凤姐，打情骂俏的故事。朱厚照当然不敢说他是当今皇上，只说他是住在那个大圈圈套小圈圈，小圈圈套黄圈圈中的人氏。虽然，正德皇帝走出黄圈圈，但是，他无法甩开那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他，尾随着他，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他，裹从着他的人墙。最终，还得乖乖地被扶上鞍，架上马，回到那黄圈圈里的金銮殿上。

别说这位帝王，摆脱不了人墙，那些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达官贵人，他周围的幕客、股肱、刀笔、衙役，还仗着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呢！即或一个县令，他身边的跟班、亲信、党徒、下属，还指着他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呢！至不济的保甲长里正之流，他左右的奸佞、无赖、棍徒、混混，还靠着他没碴找碴，无事生非呢！所以，他在那里，墙在那里，他乌纱帽一天不摘，这墙一天不倒。但哪一天你被御史官参奏了，你被锦衣卫抄家了，那墙一倒下来，放心吧，很可能先就砸死了他。

道理很简单，权力即诱惑，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这诱惑，不但诱惑着那些握有权杖的官员、干部、领导、首长，更诱惑着那些想分得一杯羹，想啃得一根骨头，想挤进权力的盛宴，谋得一席座次，想人五人六，捞一顶乌纱帽顶戴起来的小人。这些权力的追随者，官场的企羡者，像候鸟一样，哪儿的水草最肥美，就往那儿扑过去；像游鱼一样，哪儿的饵食最丰沛，就往那儿洑上去。

更何况，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地方首长，一个单位领导，直到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他的老婆孩子，他的大秘小秘，他的三亲两好，他的左膀右臂，他的旧雨新知，他的顶头上司，他的后台支撑，他的栽培对象，以及小舅子的相好，小姨子的情夫，儿女亲家的软性攻势，铁杆弟兄的江湖义气，也会结成或紧或松的人墙，把你包围起来。

权在，墙在，权不在，墙也不在，而且船要下沉的时候，最先逃出的总是耗子。所以，为政者自己不筑墙，也不让别人给自己筑墙，而且远离耗子，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