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于这张嘴的“吃”，颇有不顾一切和肯下本钱的勇气，只懂得吃肯德基、麦当劳的老外，是不会理解的。

明末江南才子冒辟疆，有一次在他家乡江苏如皋的水绘园请客，为了风光，特慕名邀一位淮扬大厨主持菜式。谁料来者却是女流之辈，她毫不客气地坐在上位，并问：“请教冒公子打算订什么等级的酒席？”尽管冒襄富甲一方，风雅清高，还是难能免俗地询问了一下等级的区别，以便做出选择。这位厨娘告诉他，“大体上，一等席，羊五百只，二等席，羊三百只，三等席，羊一百只，其他猪牛鸡鸭，按同数配齐就是了。”冒辟疆一听，嘴张开再合不上了，可话已出口，柬又发出，只好认头说：“那就来个中等的吧！”

到了宴会那天，厨娘穿着盛装来了，她根本不动手，只是像统帅似的指挥着百把十个厨师操作。那三百头羊牵来以后，每只羊只取唇肉一斤，余皆弃之不用。冒辟疆大惊失色，这便如何是好？厨娘见他的嘴又合不拢了，告诉他：“羊的精华全在唇上，其余部分无不又膻又臊，是不能上席的。”这顿饭吃下来，花的银子，怕是连董小宛都心疼了，她好几年的脂粉钱，也用不了这许多。

还有一位明代嘉靖时的首辅张居正，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刁钻吃客，他喜欢吃“鸡舌汤”，那一碗汤端上来，至少要杀掉一二百只鸡才能做得。有一年，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回湖北江陵老家省亲，沿途供应这位皇帝师傅的吃，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嘴巴，则是一路经过的州县衙门，伤透脑筋的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引文据明焦竑著《玉堂丛话》）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口味之高，其舌头之刁，其嘴巴的难侍候，可想而知。

从以上无锡的庖者，淮扬的厨师，杭州的掌勺，可以看出江浙一带饮食之考究，之精美，之发达，之气派，由来已久。近年来，本帮菜在北京渐渐地出风头，食客老饕，趋之若鹜，估计与江南悠远的饮食文化背景，大有关系。所以，一个“吃”字，在吴语体系里，便使用得无比广泛起来，其字义，与饮食、嘴巴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譬如，被人按住，揍一顿屁股，曰“吃生活”；被人训斥，而不敢还嘴，曰“吃排头”；被人一纸公文，告到巡捕房，曰“吃官司”；被人用曲起的中指敲凿脑袋，不敢还手，曰“吃麻栗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曰“吃白相饭”……我离开上海也久，不晓得童年听惯了这些市井弄堂里的语言，现在是否还挂在人们的口边。

还有，将“吃”字本义衍生开去，简直成了一个万能的汉字，怎么用怎么是。诸如：信仰某种宗教，称之为“吃教”；一时间输得抬不起头来，称之为“吃逼”；无能无为，无用还坏事者，称之为“吃货”；见别人比自己强而泛酸意，称之为“吃味”；考试考得非常差劲，称之为“吃零蛋”。到了“文革”期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最高指示，也是抓住“吃”字做出的新文章。

总之，中国人在“吃”字上，之所以能够如此浮想连翩，频繁使用，很大程度与数千年来“民以食为天”这一主旨有关。中国老百姓，无论春播夏种，无论秋收冬藏，一年到头，无一不为喂饱这张无底洞似的嘴，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忙活着，自然事事离不开，也处处用得着这个“吃”字了。

贪吃、恋吃、唯吃主义，应该说是数千年封建社会里，饿怕了以后的条件反射。因为小农经济，相当脆弱，靠天吃饭。经不起天灾人祸，而贪官污吏，暴君虐政，动乱不安，战火纷飞，更是农民的苦难之源。所以，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背井离乡，饿殍遍野，在一部二十五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事。唯其如此，“吃”就成为一个永恒主题，也是几千年中国人的第一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