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宋论》里给王安石的评价很低：“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

近年来，王安石重新被认识，被架高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还有大军事家的光荣头衔，这就更匪夷所思了。中国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遍体贴金，涂抹光环，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王夫之说，“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王夫之定性之先，说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给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包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除非十恶不赦的暴君，除非神经错乱的昏君，都不可能一个早晨起来，全面出击，马上进行彻底更改，立刻要求万象更新，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有权威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而苏联垮掉前实施的“休克疗法”，也能看到王安石的欲速则不达的影子。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做出他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看其结果，看其后效，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我始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许因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辩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