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稍晚于王夫之的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谈到这场熙宁变法，不能全归罪于王安石，赵顼其实要负更大的责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这个赵顼“自命大有为之才，为颖王时，即与韩维论功名”，“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是一个有雄心的年轻皇帝，抱负很大，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大宋王朝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击，不进行自我修缮完备，焉能有兴兵讨伐、恢复疆土的战争计划？曹太后说得更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这其间，并非所有与赵顼唱反调者，都是贪生怕死之辈，都是因循守旧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笔银子和丝绸向外邦买和平，而更多的是头脑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条超载的船，不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尽管有，轻举妄动，却是绝对不行的，赵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浪。

到处碰到的都是摇头派，都是灭火器，弄得赵顼很郁闷。他穿上戎装，戴上盔甲，让太后看，以为能讨个好，两位老太太直皱眉头，不以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时说的第一句话：“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这个王安石真敢忽悠这位多少有点忭急，多少有点稚嫩的年轻皇帝，当什么唐太宗啊，那算老几，你是应该当尧、当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学习榜样！于是，“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则倾心纳之。”这样，王安石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主张，推行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来。赵翼总结得非常准确，这个赵顼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复失土，不收复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勋？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

说到底，理想主义者的美丽言词，最能打动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话的光明前景。而一个生于深宫禁院，长于妇人内侍之手，只是在书本里学习孔孟之道，只是从老师那里聆听古训，既少接触社会生活，也少参与政治活动，常居东宫的赵顼，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资”，正好，“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赵瓯北平心而论：“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

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蓝本在宋仁宗时代，曾经小试锋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赏识，寝其言不用，淹蹇而归。若干年后，神宗却对他宠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对大宋王朝做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变法失败的同时，这位要打仗的年轻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项，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下有一个小注：“不名一善”。这四个字对同为神宗的宋、明两位皇帝，倒也蛮堪玩味。

赵顼死后的次年，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王安石，也离开了人世。

伟大，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但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定语，我们不是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这种半截子伟大的人，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起来。

南宋的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也许这是对于这位“拗相公”的比较准确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