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舍爹不舍儿子，门槛精。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土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故我。晚清的地方自治，虽然拉开了政权下移的序幕，但乡村的变动，并没有真正实行。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阎锡山曾采用“服务士”来监视部下军师长。特地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少年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两个小服务士要把军、师长这一天的行止言谈写成报告，直接寄给阎锡山。于是阎锡山案头便堆满了诸如某师长食鸡一只、酒半斤、搓麻将半宿，骂部下某营长为王八蛋之类的报告。
◎多难堪的军、师长，跟老婆睡觉也有人看着。
刘湘花重金从英、法购得十余架飞机，成立空军。一次刘的军官教育团学员，去广阳坝参观飞机投弹表演，不料炸弹竟投到了学员队伍里，将教育团监督的腿炸断。
◎治军无方。
山西的村制变革，是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名目下展开的，他打乱山西原有的村落结构，按每村三百户左右的规模设立“编村”，村之上设立县知事、村范委员、小段委员、巡官、警佐、宣讲员等多级与村政有关的官职，每村设若干闾，每闾管五邻，每邻管五户，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各级基层组织要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举止“看得住”，并且“拿得起”。为此，每村还设有“息讼会”“监察会”及“村民会议”，把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管起来。村以上的各级官员还要就各种经济、政治、教化的问题对老百姓定期巡查、询问，并专门制定了询查的标准，弄得老百姓疲于招架，真是“百姓头上九重天，千查万问没个完”。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悬一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和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通过村政改革，山西的行政网络成了一种警察网络、税收网络和道德教化网络，通过这种网络，阎锡山终于把统治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山野乡民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阎锡山借此在山西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与军队一道，成为他统治山西的基础。
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孙殿英战。情形紧急，形势严峻。有天他十分愁闷，蹲在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上“忧国忧民”四字。马很满意，将相片分赠给团以上军官，作为战时留念。有人打趣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忧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
◎调侃有术。
1942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在晋西建立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和“大哥令下，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山主有难，速来搭救”的口号。
◎什么招都使。
与乡村警察化建设同步，阎锡山还实行了乡村军事化的变革，制定了“在乡军人制度”及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每月仍旧发饷，要他们在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至35岁的男丁，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及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旅食军费用，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这种乡村军事化的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阎锡山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为他的穷兵黩武扩张势力准备了后续兵源。
在军民双方进行组织强化的同时，阎锡山还卑劣地在兵民这两大社会群体中，人为地制造军人的优越感，“提倡军人，优待军人”?，利用军人与老百姓待遇上的差异，“使武装了的人更加依存于统治者”。?他表面上虽说军民互有难处要相互体谅，但私下里却对亲信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转过来再利用兵来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顺手制造了一般士兵与老百姓的矛盾，以利于他操纵利用。
阎锡山常说：“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对于金融事业，从银行到银号、到钱庄和典质业，他无不插手经营和控制。他的拿手戏就是滥发纸币。有“省行票”“垦业票”“铁路票”“盐业票”，又有“信用券”“土货券”“合作券”“食粮券”“饲料券”“饲草券”等变相的纸币。
◎钱比儿子管事。
1935年，阎锡山在太原实行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识别证系布制，盖有省政府的小章，有正方形、圆形证、椭圆形和三角形四种，分别代表不同身份，均佩戴于左胸，凡上街不带识别证者，即被扣押审讯。凡属政府官员，由所在机关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系好人，取“贤良方正”的意思；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铺保的发给圆形，属于次等好人；能找到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属于中人；只能找到两个人作保的发给三角形证，则被人认为“坏人”嫌疑，打入名册，行动受限。
◎方便了三岁孩子。
正如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是日本财阀的强化统治一样，山西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社会组织改革，也是为以阎锡山为总代表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强化统治服务的，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一旦如上所云村自为政之势已成，村中之豪强即所谓优秀者，遂握得村政大权，益将逞意肆志而为其所欲为。”?而一般老百姓则陷于监狱式的黑暗之中，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掾属各员，亦日久玩忽，诸多未承厥职，尤以包税务员，收罗为苦，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事实上，一方面，在村政变革之后，山西面貌的确大有改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秩序也相当整齐，然而，另一方面，山西人民受这种“看得住”、“拿得起”的囚笼统治，较之其他军阀统治下的人民更残酷、更少有喘息之机。因为这种统治，已经带有一定的极权主义性质。
四、阎锡山的“好人主义”
统治的稳固，团体的凝聚，往往取决于被统治者和团体成员的精神素质。如果说阎锡山在军阀之林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原因之一就是他深谙其中三味。
段祺瑞不抽大烟，不好看戏，也不好游山玩水，唯嗜好下围棋和打牌。每日必有清客陪他玩牌和下棋。一生不置产业，缺钱花了，亲笔写张白条（不是支票），到金城、大陆（银行）就可以提出个千儿八百的。
◎围棋这一好倒成就点好事。
豫西土军阀别廷芳，对于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县长们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暗地里却禁止任何人同县府打交道。对官府派来的委员之流，话不投机，则大骂他们的长官，而不骂本人。他认为，骂是只能听、不能拿的。他们回去汇报，绝不会在稠人广众中对他的长官说别廷芳要日你妈。只要不把这些人杀了，就不算大伤面子。这套做法，就是所谓只打屁股不打脸政策。
◎他深知大家都是鸵鸟。
“好人主义”是阎锡山的统治目标之一，其目的就是使他统治下的全部军民都变成他心目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即面面团团，没脾气没血性，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人，相应之下，所谓的“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徒，而是“辩言乱旧政，宠利居成功”?的不安分守己者。要想成为“好人”，首先得把自己身上“不好”即不合要求的东西去掉，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只有先去个人身上之燃火物，最为要者”。而且，“在个人，则须力去己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则不仅要去个人之燃火物，且须为人民去燃火物，为地方去燃火物”?，所谓“燃火之物”，无非是人们不安份，不听话的心思。去掉“燃火之物”，弄到全社会一点火星也不见，举目尽是温吞吞麻木不仁的奴才，“好人主义”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新疆军阀杨增新打探到部下云南籍军官有不稳的迹象，于是就大开宴会。喝着喝着酒，他突然用手一指夏副官说：“砍夏鼎！”马弁举刀头落，夏副官就掉脑袋了，在座的人目瞪口呆，可杨却若无其事，让大家继续喝酒。又过了一会儿，杨又突然一指炮兵营长，喝道：“砍李寅！”李寅也就被杀了。在座的人目睹这两次凶杀，已经六神无主了，不知后一次刀会落在谁的头上。可杨仍让大家喝酒，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杀这二人，席终，人人抱头四散。
◎谁敢不怕。
辛亥革命，江浙联军攻下南京，清军守将张勋逃回徐州，张之爱妾小毛子却陷于联军之手。后来联军统帅徐绍桢派人将小毛子送还徐州，张一喜之下竟将他截扣的十四辆机车和八十辆客货车送给联军。
◎有人拿江山换呢，合适！便宜！
可惜山西的老百姓偏偏不肯把良知拿出来，做他阎某提倡的“好人”，害得阎锡山一生都在忙于“正民行”“敦民风”，为去掉老百姓身上的“燃火物”而推行教化。“一以布宗教之方式进行之，一不从，再教之，再不从，三教之”?。在军人，则“以孔教部勒军队，使全军学生化”?。在民众则推行实现“好人”的目标管理，不但要时时处处“自内讼”，还要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在各地设置“莠民工厂”，由各地村干部把不听话的人送进去，等于是变相的劳改营。在阎锡山的字典里，教育即是教化，无论是学校教育，军队教育还是非社会教育，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教人人当好人”?。欲使人人成为“好人”的民德教化，在所有的场所，所有的活动中，甚至于政府机关的文告和法庭的判决书上都要有所反映。因为“要使人变好，须有两个法子，（一）教他耳朵里听好话，（二）教他眼睛里看好样子”?。阎锡山手下的文武官员，首先要成为“规规矩矩”的“好样子”，然后再和阎一道，吵吵闹闹地向老百姓耳朵里灌“好话”，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塞硬灌之中，几乎把人搞成了填充阎锡山精神要义的容器。据说在某些时候，随便从晋军中拉出一个人来，都会背诵几段阎的“语录”?，使山西一省人的脑袋变成他一个人的脑袋，一省人的思想全换成他一个人的思想，自然也就都变成了“好人”——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
曹锟早年在大沽口教蒙馆，因教书没有息，改行做布贩子。一日推车贩布，路上碰见一位相面先生，打量了他一番，忽然走近前来揽生意，说他有七品县太爷之相，希图一点银子。不料曹锟听罢并不答话，劈头一巴掌打去，口中喃喃骂道：“跟你素不相识，怎敢挖苦老子！”可回到家，细品相面先生之言，却不禁怦然心动，不由张狂起来，以致犯事投军。
◎欠人卦金还没给呢！
吉林督军孟恩远微时为天津西天宝妓院伙计。后小站投军，跟随袁世凯得以发迹。孟贵不忘本，每至天津，必去西天宝，见鸨母，犹以姐妹相称，并于西天宝设筵，广为招揽贵客。在天津妓院中，西天宝遂盛于一时。
◎未尝不是一种美德。
注释：
①《军国主义谭》，见台湾吴文蔚《阎锡山传》，第411～412页。
②⑤??吴文蔚：《阎锡山传》，第210，198～199，435，435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阎锡山先生言论类编》，第27，26，35，27，20，33，42，27，32，74，68，35页。
?《山西村政汇编》，第577、675页。
???《山西村政汇编》，第1046，1047，855页。
?《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第95页。
?即从1920年6月开始，进行有一年多的由阎锡山召集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后由百余名社会名流参加，因会址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故名“进山会议”。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107页。
?阎锡山：《乡兵制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第88页。
?《东方杂志》，第32卷，第21号，第15页。
?吕承言：《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国闻周报》，第3卷，第19期。
?《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第51～52页。
?1922年3月17日《长沙大公报》。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28页。
?1922年3月10日《长沙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