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宗教几乎都具有凝聚人群、精神感化和信仰共识的功能，近代军阀中存在这样一类，他们或者因为机缘凑巧，或者由于环境的影响，不期而然地选择了宗教这种形式作为他们维系意识的外壳。在他们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和湖南军阀唐生智，前者，由于自身具有的某种进步欲求而看中了带有开放和民主色彩的基督教新教；后者，则因为迷信意识的作怪而沉醉于神秘色彩极浓的佛教密宗。

一、冯玉祥和他的“基督军”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游离出来的贰臣孽子，他在军阀之林中长期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既是一个军阀又是一个具有进步欲望的爱国者，角色的分裂常常使他陷入深深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之中，从而使他的行为和意识都带有很强烈的双重性，既有军阀的意向，又有探索者的痛苦。

冯玉祥多年的行伍经历和他正直的性格，使他对北洋系统盛行的裙带关系和帮派及地方意识深恶痛绝，但困于环境和条件，他又找不到一种新的精神作为他凝聚团体、振扬士气的支柱。驻地的便利，机缘的巧合，使他接触了基督教，基督教那种精神感化和凝聚人心的魅力很快使他作了别出心裁的选择：采用宗教作为重建道德的支点。在他看来，世道浇漓人心大坏，而“教育只可增知识，不能变心术，欲改善人心，非借助宗教不可。”①于是开始了他与基督教长达十余年的姻缘。尽管带有强烈的功利动机和内蕴的儒学内核，而且基本内容有着乡土道德的质朴，基督语言毕竟是冯玉祥维系意识的最鲜明特征。下面我将分两个部分加以论述。

其一，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改编宁夏军阀马鸿宾部为第七师，马为师长。后来又升他为军长。但他无论写呈文、上报告，仍自称师长。冯问其原因，他说：“实力只有一师，称师长名副其实。”冯闻之大悦，誉之为：“谦谦君子，老诚练达。”

◎什么人喂什么药。

中原大战前夕，吴稚晖由南京发来电文，要冯玉祥罢兵止战。冯回电曰：“顷接先生元电，迴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语，岂不太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几似《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

◎文人无行。

冯玉祥是个识字不多的老行伍，却具有极鲜明的农民式淳朴刚直的性格，他的军队也是绝对排斥游民的农民气息极强的集群。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基督教传入之初，恰恰是农民对之最先产生兴趣，导致耶稣掺和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而后又是农民对基督教发生了最大恶感，由绵延几十年的教案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排外狂潮，而在退潮之后，再一次对基督教产生深切热忱的人群恰好又是一支农民色彩极强的军队。虽然，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中，农民对基督教的认识多少有些加深，然而对于基督教的本义，他们却始终做着农民式的曲解，尽管有时是善意的，有时则显得颇为荒唐离谱。自然，冯玉祥西北军所信奉的基督教义，也带有农民式曲解的意味，他们所遵行的基督道德，也是一种农民基督式的道德。

第一，冯玉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就是爱国与爱民。“基督教之精神有两种：（甲）能救国，（乙）能承认各人之罪。”②所以遵从基督教的精神就是“凡百事件以爱为出发点，以实为立足点，以有利国家人民为归宿点”。③后来冯玉祥在回忆录里又提到，说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④

韩复榘当了河南省主席。一次冯玉祥在洛阳，要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给他当卫队，韩不愿意给，冯则立即派人把韩叫到洛阳，对韩大加训斥说：“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好了，我这里没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韩敢怒不敢言，只得乖乖地站到冯的门外，站了两个钟点的岗。

◎委屈了。

日本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时，冯玉祥正率部在湖南常德驻扎。其时人民群众反日情绪高涨，时常与日本商人、浪人发生冲突，日本领事馆遂要求冯部镇压群众，保护日商。冯遂于每个日本商店门口派全副武装士兵两名，看见有人来买货便上前盘问，弄得日本商店门可罗雀，最后不得已又央求冯撤去“护兵”。

◎哭笑不得。

第二，冯玉祥认为：“基督教之道理，是大仁、大义、大忠、大孝”⑤，而忠孝仁义诸德是军人须臾不可缺少的行为准则。他主张，与军人最相宜的格言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复告诫士兵：“忠孝原无二致。能尽忠于国即无异尽孝于家，故汝等在此好好作事，即是孝子”。⑥在他看来，忠孝仁义的精髓无非是两条：“互相友爱，实行服从”。⑦既能横向的互爱互助，又能纵向的服从上司，整个团体就不愁不固如磐石。前者体现为利他主义，而“利他主义者，即合群之要素也”。⑧在冯玉祥看来也就是行仁义。后者自不用说，能服从就等于尽忠孝。

1927年夏冯玉祥东出响应北伐，解西安之围，刘镇华败绩。经过张钫的疏通，刘镇华到开封去见冯玉祥。刘到了冯面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双足立正，向冯做九十度的三鞠躬，每鞠躬一次，口里说一句：“镇华罪该万死。”冯过后对人说“雪亚（刘的字）颇有悔悟”。

◎礼多人不怪。

唐生智意欲独树一帜，在衡阳请“顾和尚”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他的“主公”赵恒惕也不甘示弱，接着迎接黄教大师白喇嘛到长沙举办规模更大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一场“佛门斗法”，背后却是刀光剑影。不久，唐生智就开始了驱赵行动。

◎谁的枪多，谁的法力高。

第三，“耶教是吃苦主义所以信仰”⑨，所以信奉耶稣基督就得敢于吃苦、乐于吃苦。冯玉祥一向认为当兵不吃苦就练不出好兵，因而也就不能打仗。因此他特别注意保持部队的简朴作风，甚至强行规定士兵余下的薪饷必须存入银行或寄回家中，部队驻扎城市，官兵也不许随便上街，刻意将士兵与城市的繁华奢侈的生活相隔离，保持士兵的质朴。而且西北军平时训练之艰苦为诸军之冠。在冯玉祥看来，“贫苦艰难为成功之母，谚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又云：多年媳妇修成婆。此语大可玩味”⑩。当兵的吃苦受累是为以后出人头地付的成本，因为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皆是当兵出身，保不准什么时候就发达显贵了。

第四，基督精神是勇敢和乐于再生精神。冯玉祥认为，要学习耶稣基督为救世不怕牺牲的精神，身为信仰基督的军人，应该抱定耶稣“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信念，勇于冲锋陷阵。他告诫领洗的士兵说：要“信主不畏难，不怕死，然后可以受洗”?。据说，冯玉祥在战斗激烈时曾大声激励士兵道：“诸弟兄们！你们后退，是入地狱，进攻是到天堂！”?

第五，基督徒的品格是忠诚老实。冯玉祥对部下能否忠厚老实是非常在意的，冯部招兵，一要看头上有没有小辫，二要看手上有没有厚趼。严守当年曾国藩建立湘军的招兵原则，找最朴实、最落后的乡民来当兵。他认为：“曾文正公有言，军队中人须是侠义一流，侠义者何，即本忠诚守信义，无一毫虚伪狡诈之谓也。”?他生平最恨的就是油滑和欺瞒的行为，对部下类似的过失一向严惩不贷。

北伐军攻克长沙举行阅兵式。阅兵时唐生智将自己的一匹骏马让给蒋介石骑。当蒋检阅到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时，军乐队鼓乐大作，震耳欲聋，蒋的坐骑受惊，将老蒋掀翻在地，狼狈不堪，只得徒步检阅，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从此唐生智认为，老蒋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

◎唐梦潇尽爱做梦。

湖南将军汤芗铭在湖南屡兴大狱，有汤屠户之名。一次他奉袁世凯之命，在湖南查办国民党要人。他开了一张43人的黑名单，由袁政府下令通缉。名单上有田凤丹，而田凤丹本是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别号，田打电报来质问，汤急忙回电解释说，这是录写人写错了，“把王凤丹写成了田凤丹”，但湖南省并无王凤丹其人。

◎抓人哪有抓那么准的？

这样，爱国爱民的向往，忠孝仁义的推崇，吃苦精神的提倡，勇于牺牲、忠诚老实，四者构成外耶内孔式的团体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冯玉祥的军队确实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一时士气之高，人心之固，纪律之好，为时誉所集。然而，冯玉祥这种基督主义的道德实质上是中国农民互济互助，吃苦耐劳，淳朴憨厚性格的外溢。这种农民式的道德，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下的确能迸发出相当的凝聚力，但随着场景的改换，物质条件的变化，这种农民道德就会逐渐失去魅力。这一点连冯玉祥也很清楚，在他看来他的军队其长处是能吃苦耐劳，而短处则是“不能见钱财，不能见女人”?，所以最终1930年蒋、冯、阎大战之际，在蒋介石的银弹加肉弹的打击下，他几十年积蓄的力量一朝分崩离析，猢狲四散。

其二，形神俱备的军队教育。

1949年，西北马步芳与马鸿逵争权，青海参议会代表团去宁夏，马鸿逵对代表团褒贬了一通马步芳。马步芳大怒，命令代表团冷待马鸿逵。结果代表团连马鸿逵准备的宴席都没敢吃，匆匆离开宁夏，马鸿逵送给省参议会议员的高级衣料也为马步芳没收，转送到马步芳私邸去了。

◎心眼太小了。

黎元洪虽然当的是空头总统，却视总统的印把子如命。1917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亲信携带印信躲入上海租界。1923年黎元洪复位后刚一年，又被直系军阀逼下台，这次，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结果被直系大将在天津劫道拦车，强索印信，黎寻死觅活闹了一通，最终还是把印交出来了事。

◎劫啥的都有。

有了集团道德，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和灌输也等于零。作为实干家的冯玉祥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认为：“兵丁如将开知识的小孩，如常看忠孝节义的事，脑筋中自然有好思想，如常看杀人放火的事，脑筋里自然有恶思想。兵丁又如初进城之乡民，如有好人指引，必入正路；如遇坏人指引，必入花街柳巷。”?所以军队的道德教育是很关键的。教育又分形体的教育和精神的教育两种，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身教和言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教育将徒劳无功。

为了贯彻道德教育，冯玉祥组织了成千上万士兵参加的洗礼，每礼拜日均延请中外牧师讲经布道，后来干脆组织了“西北基督教协进会”，开设“传道学校”，计划在军中每千人设一传教牧师?。冯军中还有一位会唱大鼓书的道德宣传家邓鉴三，时常把冯所需要的精神教育内容编成鼓词当众演唱。

为宣传爱民爱国思想，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部的每个士兵都戴着“不扰民真爱民”的臂章，每日列队练习照例有“爱国爱民”的呼号，还编写《义勇小史》、《八百字课》等充满民族精神的“精神书”作为精神教育的读本。利用赞美诗的曲调重新填写具有爱国意义的词句，在每座营房中贴“国耻图”。为突出身教的作用，他亲自参加军队为民进行的筑堤修路工作。

奉系财神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严峻而刻薄，奉天洮昌道道尹都林布者，历官州县府道，奉省老官僚也，久病屡假。一日续假呈至王永江，竟大笔一挥，批“老而不死”四字，既而擦去，然墨迹宛然，人皆能辨。盖恶其久病，不请辞职也。

◎武皇爱少不爱老。

袁世凯在载沣当摄政王时曾被令“以是疾辞官”，他想要当皇帝，段祺瑞现在有点功高震主，于是依样画葫芦，让段祺瑞也“生病”，从而辞职让位。体强如牛的段祺瑞称病辞呈一上，袁一面下令说：“本大总统为国家爱惜人才，未便听其过劳，致增病势，特给假两个月，并领给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以资摄卫。”一面让肃政厅弹劾段之心腹徐树铮。无奈，段只好再上辞呈，戏做足了，袁世凯方才照准。

◎老贼自断臂膀。

为激励勇敢精神，冯玉祥给作战勇猛、不怕死的士兵诸多奖励，包括越级提拔，还特别采取适应士兵农民式心态的给荣誉、给面子的做法，鼓励士兵奋勇向前。他给受伤多的官兵发荣誉标志，受伤一次佩戴一条红布，二次佩戴两条，余类推。节日聚餐，红布条戴得最多的士兵坐在最上首，没负过伤的军官则要负责为受过伤的士兵端茶上菜。

为提倡互济互助，冯玉祥不仅强调战时的互救，还特别要求下级军官爱护士兵，要学所谓耶稣为门徒的榜样，遵从以高待卑的道理，并严格禁止克扣军饷。他自己也常与士兵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吉鸿昌当兵时，一次同伴溺水，他虽不会水却率先下水救人，虽几被淹死，却得到了冯玉祥的特别赏识，名之曰“吉大胆”，得到很快的提升。

此外，冯玉祥还能坚持过朴素的生活，率先吃苦耐劳，虽身为高官，手握重兵，却粗茶淡饭布衣葛被，后来到了没有粗瓷大碗不用餐的地步，一时传为美谈。

其三，熟人原则的统驭方略。

西北一个小军阀黄得贵平日穿紧身的短靠，鬓边插着一朵绒花，与京剧中的武生一样，在瓦岗镇起事时，誓师的誓词是：“弟兄们！努力打进了兰州城，每人赏给一个好老婆，再给你们一盏上等的大烟灯。”

◎打仗跟演戏差不多。

四川军阀罗泽洲部下旅长罗成章在南充城开了一个戏园子，并霸占一个坤角做妾。罗泽洲对此极为不满，但又无法禁止（罗成章是他的亲兄弟），于是下令严禁军官入园看戏。某夜，罗泽洲来到戏园，适逢罗成章旅的一个团长在园内看戏。罗泽洲登时大怒，破口大骂，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用马鞭将该团长暴打一顿，顿时剧场大乱。

◎看主人打狗。

如果说冯玉祥的维系道德还多少有些洋味的话，那么他控制部众的方式却从里到外透着土气。冯玉祥的带兵特点就是一个字：“熟”，对部下的来历、人品、相貌以至性格习好都力求熟知掌握，提拔军官非熟不用。在他当团长时，全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都能叫上名字。对于有些人甚至能叫出小名，如凌云的小名“厚儿”，刘汝明的小名“呆子”等。因此冯玉祥日常见了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且直呼其小名?，这样不仅使部下有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感，而且每个人都觉得长官对他很重视，由此生出感激之情。当旅长时，每次招新兵他都要挨个过问，入伍后他还要挨个营房地走，与新兵拉家常、询问家中情况、个人习性，务必使“熟而后已”。使他的关怀尽可能地落到每个人头上，从而令他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这样做，既达到了熟悉部下，掌握情况，从而最有效地控制异动的目的，又可以制造一种亲切的家人气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爸爸政策与妈妈政策并用”?，使部下把他当做严父慈母，永远不生二心。

王永江在奉系主掌财政，财政厅科员孟某，热河人，能书，善操胡琴。王永江眷属居财政厅前，一日，王永江公子歌唱，孟某为之操琴，为王永江所闻，大怒，谓其不导其子于正，遽前批孟之颊，碎其胡琴，并撤其差使，敲掉了小科员的饭碗。

◎王必得音乐家之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