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27]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92页。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1929年10月1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21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51～352、353页。

[30] 《给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笔者看到的是大陆某机关档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显然是托陈派当时散发的材料。下文10月26日的信同此。

[3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62页。

[32] 《评中共第六次大会及其决议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屋，1983，第297～298页。

[33] 《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258～287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94～402页。这个《决议》本来应该是“10月5日”，但由于1959年中共中央直属的人民出版社在内部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上首次刊登时，把时间弄错为“10月15日”，所以，大陆绝大部分有关陈独秀的论著，都写成这个日期（包括笔者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现在应予改正。

[35]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3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2号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15、116页。

[37]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284页。

[3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第143页。

[39]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油印件。

[40]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41] 《无产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35页。

[42]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3]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1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44]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5]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6]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又见“我们的话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俄文版《反对派公告》1930年2月、3月合刊，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这是遵托洛茨基遗嘱在他死后40年开放的档案（美国胡佛大学收藏）中发现的有关中国托派的信，翻译后由香港托派组织自印小册子，没有版权页。以下所引《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