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发展

秦汉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农业方面，官府推行代田法、区种法等，标志着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发展到新的阶段；在商业方面，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贵族官僚操持商业活动，如辜榷，不利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在水利工程方面，主持开凿漕渠、白渠等，有利于水上交通、农业生产的发展。

漕渠

西汉时期在关中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运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调几万民工开凿了同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向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漕渠使得该段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得漕渠沿岸万顷农田受益，推动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

白渠

西汉时期在关中地区修建的水利工程。公元前95年，汉武帝采纳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渠道。它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入渭河，同郑国渠基本保持平行，长达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这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重要水利工程，在改善土壤条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产生重要作用。至唐朝时期，由于郑国渠已完全废弃，白渠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河渠。

代田法

汉武帝时期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一种耕作方法。汉武帝末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汉武帝命令赵过担任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所谓代田法，就是将一亩地分为三垄和三圳年年互换位置，保证能够休养地力。因每年更换位置一次得名代田。下种时，将谷种种在垄里，等到幼苗长出后，将垄上的土推到垄里，起到抗旱保抗倒伏的作用。代田法配合精巧的农具，实现田间精细管理，每亩产量能够增加一斛到三斛。代田法是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代表。

区种法

西汉时期氾胜之总结出来的一种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林式的耕作技术，将土地划成若干小区，种一区，空一区。在播种时，掘坑点种，注意区别不同作物之间的点距和株距，在生产过程中集中使用水肥。区种法有利于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反映西汉农业技术的发达。但是由于技术、人力要求条件过高，所以无法普遍推广。

辜榷

西汉末年出现于商业交易中的一种包揽政府买卖的独占行为。始于西汉末年，在东汉很有市场。这种向官府包揽式买卖，往往可以从中获得垄断性的高额利润。一般从事辜榷经营的，都是同豪门贵戚、高级官僚有勾结的富商大贾。辜榷容易导致垄断行为，不利于商业经济的自由发展。

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

秦汉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汉朝统治者总结秦亡教训后，以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同时儒家思想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发展。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有陆贾（著有《新语》）、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等。其中公羊学派的董仲舒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他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诸子学派的主张，形成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观念，集中保存在《天人三策》中。在目录学发展上，刘向和刘歆父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创作了《别录》和《七略》等。在经学发展上，汉代经学产生今古文经之争，也产生过经学和谶纬之学的融合，经过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后,最终今古文经融合的趋势完成于郑玄。此外还诞生《说文解字》。在哲学方面，诞生《论衡》这一著作，在文学方面，诞生《古诗十九首》，奠定五言诗的发展基础。在科技方面,诞生《太初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著作，蔡伦发明蔡侯纸等。

陆贾

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早年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经常出使诸侯国，深得刘邦赏识。汉高祖和汉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向汉朝称臣。陆贾是汉朝初年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学说和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对儒家思想做出了新的发展，成为由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过程的关键。著作《新语》等，是研究陆贾思想的主要根据。

《新语》

西汉时期陆贾的政论散文集。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命令陆贾著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将其书称作“新语”。在《新语》中，陆贾主张“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策略。《新语》为汉朝初年的统治思想奠定基本模式。

董仲舒

西汉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汉景帝时，担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把儒家思想和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糅合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理论，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其主要著作有《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等。

春秋繁露

西汉时期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著作。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皇权的需要，董仲舒对儒学理论体系进行改造，《春秋繁露》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同时，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建立一套“天人感应”理论，给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该著作是研究董仲舒思想和汉代儒家学说的重要资料。

《天人三策》

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应对贤良方正科策问的三篇策论。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令郡国举贤良方正，董仲舒应诏对策，共有三篇策论，称作“天人三策”。其内容是发挥先秦儒家思想，糅合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派学说，建立一套“天人感应”理论，给君权神授提供理论依据。董仲舒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世界万物都要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统治者要顺从天意，改制更化，用道德教化人民。董仲舒的这些主张，符合当时要求加强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对儒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纲五常

西汉时期董仲舒系统理论化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五种道德品格。董仲舒以阴阳的关系说明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突出他们的主从关系，实际上强调君主、父亲、丈夫对臣子、儿子妻子的绝对支配权。董仲舒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赋予三纲以神权的威信五常则是个人修身处世的道德规范，附属于三纲。三纲五常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原则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社会起到很大影响。

公羊学派

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期的齐人公羊高，后来长期在公羊一门中传承，因此得名。汉武帝时，公羊学派开始立作官学，受到高度重视，在今文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起来，公羊学不断遭到古文经学派的批评，加之自身存在繁琐复杂的弊端，公羊学派日益衰微。直到清朝中后期，随着常州学派的发展，公羊学派重新崛起，如康有为吸纳公羊学的三世说、托古改制说等，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刘向

西汉宗室文臣、文学家。楚元王刘交玄孙，经学家刘歆之父。官至中垒校尉，世称刘中垒。刘向曾奉命整理图书古籍，撰有《别录》一书，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刘向大量整理和研究先秦诸子典籍，吸取诸子学派精华，进一步改良儒学，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著作主要有《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

刘歆

西汉著名古文经学家。生年不详，西汉末年人。因精通《诗》《书》《易》《谷梁春秋》等儒学经典，得到汉成帝的重用，受诏协助其父整理图书典籍。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主持整理古籍，在《别录》的基础上，修出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学著作《七略》，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求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同今文经学博士产生矛盾，开启汉代的今古文经之争。后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

《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