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信仰佛教，慢慢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弘化佛教的国家和地区。泰国人，信仰泰国的佛教；缅甸人，信仰缅甸的佛教；柬埔寨人，信仰柬埔寨的佛教；越南人，信仰越南的佛教；韩国人，信仰韩国的佛教；日本人，信仰日本的佛教；当然，中国人就信仰中国的佛教。

在中国人的信仰里面，我最初信仰的是观世音菩萨的佛教，后来也信仰阿弥陀佛的佛教，之后信仰地藏王、普贤王的佛教。当我知道了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佛教的教主以后，我渐渐感觉到，原来我的信仰这么复杂。

百亿化身统一名号佛陀慢慢懂得一点信仰后，我把这许多信仰的对象，不论什么佛、什么菩萨也好，我都把他回归到佛陀，我信仰的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佛陀，有千百亿化身，可能所有这许多诸佛菩萨的名号，都是他的化身，这样说来，我所信仰是没有错的。我信仰了这许多诸佛菩萨，并且把他回归到伟大至尊的释迦牟尼佛，应该也没有错。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在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前面，我礼拜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佛圣像的前面，我也一样礼拜释迦牟尼佛；而在释迦牟尼佛圣像前面，我也可以礼拜阿弥陀佛、药师如来。

我知道，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佛教讲“佛佛道同，光光无碍”，一佛就是一切佛，一切佛就是一佛，这许多佛菩萨都是我信仰的至尊——释迦牟尼佛。

基于对佛陀的信仰，我在25岁的时候就写了《释迦牟尼佛传》。那个时候，对于释迦牟尼佛，有的人称呼“佛”，有的人称呼“如来”，有人称他为“世尊”，也有人称他为“释尊”，甚至如来还有十种尊号，光是一个佛陀，就有很多的名号。我感觉到，佛陀不需要有这许多的称谓，应该统一名号为“佛陀”。

自从《释迦牟尼佛传》统一称“佛陀”，而后我的著书立说都以“佛陀”为名。所以，我觉得十种名号也好，很多的称呼也好，我终于把它统一起来，尊称为“佛陀”。

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佛教。佛教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北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不同。在中国，有华严的佛教，有天台的佛教，有唯识的佛教，有净土的佛教等等宗派。说来信仰的种类那么多，其实也信不来。像我们是禅门的弟子，但在禅门里，也有一花五叶、五宗七派，我究竟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佛教呢？

团结合一佛教才会兴隆这时候，我又慢慢体会到，世间的人，关于他的信仰，这个人执着信仰净土，那个人执着信仰唯识，这个人坚持信仰禅宗，那个人坚持信仰三论宗，所以各人有各人的信仰。你说我的不好，我说你的不对，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信仰的最好。其实，这一切都是佛教，是我们信徒在自我毁谤佛法。

如同我曾讲过的一个公案：有一位师父，一双腿患了风湿症。他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按摩右腿，小徒弟按摩左腿。在大徒弟按摩右腿的时候，师父赞美小徒弟按摩左腿怎么好，大徒弟听了很不欢喜。当小徒弟按摩左腿的时候，师父也说大徒弟按摩右腿怎么好，小徒弟听了也不高兴。由于他们相互忌妒，把对方按摩的腿打断了，让对方没有腿子可以按摩。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听不得人家好。

这两个人为了消除心中的愤恨，可怜的师父却没有双腿了。这不就是佛教普遍的现象吗？佛教徒互相地毁谤，认为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这不是损害了佛教，让佛教难以行走吗？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好，这样的分歧，佛教会兴隆吗？唯有团结合一，才有力量。

在佛教里，也有的人信仰佛教之后变得傲慢、自私，有的传教士不知道谦卑，骑在信徒的头上。甚至现在一些学者，在写论文的时候搬是弄非，批评这个不对、那个不好，把信仰的佛教比较来、比较去，贬抑别人，到后来就是贬抑佛教，大家什么都不是，这样伤害了纯洁的信仰，哪里还有完美的佛教呢？其实，他都是在毁谤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一本《圣经》，你有看过哪一个学者、专家敢对《圣经》亵渎、比较批评吗？

在信徒里，参禅的人看不起念佛的人，认为念佛的人没有知识；念佛的人不欢喜参禅的人，说禅宗都是在胡思乱想，有的说要靠“自力”，有的说要靠“他力”，互相轻视，这都是伤害佛教。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做了毁谤三宝的罪人，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把这许多信仰单纯化，让它万法归一或是一生万法呢？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互相不必诋毁，大家不要嫌三道四，这才具备一个信者的风度。就好比我们的眼睛管看，耳朵管听，嘴巴管说话，各司其用，你何必一定要说他不如你呢？假如眼、耳、鼻不分工合作，哪里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呢？

立志革新走入服务社会我们佛教一个释迦牟尼佛，有千百亿化身，你要信仰这个，我要信仰那个，其实，彼此包容就好了，也不必计较。当我了解这个道理，我就更加肯定我信仰的至尊——释迦牟尼佛了。

我感觉到，在我成长的栖霞山、焦山丛林里住了十年，都很少见到有在家的信徒前来参拜。那么大一个寺院，就只住了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僧侣，每天做早晚课、过堂。我在想，佛教就是这样吗？

之后，我回到宜兴的祖庭大觉寺，有幸在那里住了近两年，却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信徒上门来拜佛，就只有我和我的师兄两个人和一些农民、工人朋友。我觉得这样的佛教，好像太孤单了。佛教不是号称“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吗？中国人都是信佛教，为什么没有释迦牟尼佛了呢？

当我懂得信仰佛教后，就觉得应该一切都以佛陀为中心，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住在寺院里？住在山林里呢？为什么没有走到社会上，或者走到每一个家庭里？让所有的佛教徒晓得：要信仰教主——伟大的佛陀，才是正确的信仰。

因为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心里就立志，我要让佛教从山林走上社会；从出家僧众走到在家的群众；从寺庙里走到家庭里；从谈玄说妙的佛教，走到服务社会的佛教；从出家人做课诵、参禅、念佛的佛教，也可以有很多佛教徒共修、联谊、讨论的佛教。例如，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走上佛国净士？怎么样消除自我的贪瞋无明？怎么样断除烦恼？怎么样与别人和谐包容？

杂志出刊获得师父支持由于我在焦山佛学院求学时，参加过太虚大师办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对于建立“新佛教”，也有一些理念，佛教一定要注重内忧外患，总之一句，佛教需要革新。那时候自己也打算，要从事新佛教革新运动，不过所谓人微言轻，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行动抱负，只是办了一本《怒涛》杂志，每个月出刊一次。师父志开上人知道以后，捐献五百令纸张给我们，这个鼓舞很大，觉得这一个工作获得师父的支持，不是我私自任意的行为。

后来，我有机会到了南京华藏寺，从担任监院（总务主任）到住持，为期虽短，但心中已经有了新佛教的蓝图：我要办教育、要办文化、要办慈善事业、要组织信徒、要增加佛教人口等等。当时的华藏寺，有自己的一间织布工厂、一所小学、一个买卖热水的热水堂，这些都与人民生活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新佛教的未来，一定要服务社会，要和社会民间结合，佛教才能生存。

尽管我有这样的想法与热情，却遇到传统保守势力的威胁。因为华藏寺里面，原本就有二十几位僧人挂单，他们都以做经忏为业，虽说华藏寺的生存，也要靠经忏才能够维持寺院的开支，但是一个出家人只知念经，不知讲经弘法，只把经忏佛事当成职业性的工作，不知道为社会服务，还是不合乎佛教慈悲弘化的宗旨。

不道，要推动新佛教改革，实际上也是有困难。因为这时南京的政局极为混乱，从第一届国民大会为了选举总统乱成一团以后，跟着就是国共和谈失败，尤其，当时的北平守将傅作义要把北京规划成为一个特别区，希望保护北京的文物，不要遭军事冲突的破坏，因而归向共产党。看此局势，我知道国民党的命运已经前途渺茫。

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跟随僧侣救护队来到了台湾。先在中坜圆光寺留了下来，做了近两年苦行，又到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做了一年半的教务主任，之后就到了宜兰。我知道自己还年轻，只要我有心，必定将来能为佛教做一番事业。

最初宜兰雷音寺，只是龙华派的一个小庙，里面住了一位七十岁的老尼师和一位老太太，还有三家军眷。因为他们请我讲经，就在大雄宝殿佛像的旁边，整理出一个小房间给我挂单。当时的环境，实在没有条件给我住下去，不过，十年丛林的教育，养成了我忍耐的性格。

这时，我想到佛教要青年化，要重视弱势的团体，要注重妇女皈信佛教。但是这许多人是要靠什么因缘，才能从他们的位置走到佛陀的座前呢？

当然也经过了一些周折，我终于感觉到在宜兰也可以安身立命。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青年来听我讲说佛教，也有一些宜兰中学、宜兰农校、兰阳女中、通信兵学校的军官、老师来跟我做朋友、做信徒，来跟我们唱歌，成立歌咏队、弘法队，甚至文理补习班等。

我以佛陀为信仰中心，在我认为，出家人和信徒应该要融和，所以，我就在台湾地区让信徒到寺庙里来参拜，跟我一起课诵、修行。我也办了念佛会、禅坐会、妇女会、青年会、学生会，举办各种活动等等，以此做为方便，接引所有社会各界不同的人士，让他们能走到伟大的佛陀座前，接受佛陀为他们安住身心，接受佛陀为他们的示教利喜，我也方便地喊出“行在禅净共修，解在一切佛法”。

与时俱进重视以人为主一时，宜兰的佛教就热闹起来。我觉得，雷音寺虽小，连一个客厅都没有，讲话都在走廊过道上，但大家都不相嫌弃，认为这也是一个可用武之地。

起初，我也不懂得佛教里为什么还要再分“人间佛教”等这许多不同的名词。当然我知道太虚大师提倡过“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也知道一些年轻的法师，像慈航法师等曾办过《人间佛教》杂志等等。不过，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想，我就不要那么复杂，就弘扬大众的佛教吧。

但后来发现，佛教确实有历史的文化、各种背景，需要不断地跟随时代进步。因此觉得，在众多的佛教当中，佛教应该以人为主，重视人的幸福，人的平安，人的超越，人的完成。于是，我就注重以人性为佛性，以佛性为人性，所谓“佛是人成”“人是未来的诸佛”，人和佛应该是不一不二的“人间佛教”。

所以，我认为“人间佛教”可以统摄两千多年来，复杂的佛教、复杂的信仰、复杂的种种名称，把所有在地理上不同的佛教，把时间上分别的佛教，在各人自己本心里执着的佛教，都归于自己、归于人、归于佛，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就走上“人间佛教”这条道路，也被别人认为我传播的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实在合乎今后大众的需要。我想，唯有“人间佛教”这个方向，是佛教为未来世界点亮的一道光明。

法传人间净化升华人格人间佛教，以佛法僧三宝为中心；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学增上、四摄六度……都是我们依止的根本佛法。我之所以强调“人间”两个字，是希望所有佛教徒，都应该重视佛法弘传在人间。人间需要佛教，才能实践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舍离人间、生活，佛教就会被边缘化、被舍弃。人间佛教是在五欲六尘中，以佛法净化、升华大家的生活和人格。

当时，我一心只想弘扬人间佛教，宜兰县佛教会支会多次要找我做理事长，我感于在大陆时连“中国佛教会”都没有办法参加，做一个宜兰佛教会理事长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在宜兰住了数十年，都不用什么名义、什么名称，我只是佛教里的一个僧侣、一个出家人，大家都称呼我是“宜兰的法师”或“北门口的师父”，一般的社会民众连我“星云”这个名字都不知道。

当然，我并没有放弃文字弘化的因缘，我每个星期、一个月到台北编辑《觉世》旬刊、《人生》杂志等，同时供应《觉生》《菩提树》等杂志文稿。

终于，在50年代，宜兰的青年在台北三重埔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编印现代的佛教的白话丛书，印行现代重新标点的经典，名为“每月印经”，并且流通一些佛教法物等。

这是因为宜兰的青年多了，他们问我：“师父，我们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这句话如雷声般轰隆炸响，我惊觉到，对了，信徒信仰佛教，能为佛教做什么，这不是很重要吗？所以就鼓励他们办幼稚园从事教学，办佛教文化服务处，为全世界的信徒服务。主持这个服务处的有：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青年，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出家。

但是，我这样的弘法行动，引起了疑忌，例如，我们的青年要到日本留学，他不肯为我们转公文请政府批准；我们的朝圣团要到印度朝圣、到各国往来，也从来不给批准。反而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协助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青年到国外留学；但也有多位留学的青年因为家庭事故，回来台湾奔丧后，就再也不准到国外去了。

当然我也想，我应该进入“中国佛教会”，就可以免除这许多的困难障碍。那个时候，弘法的青年不多，我一个活跃的僧青年，还是得到一些长老的提携、支持，甚至选我做“中国佛教会”的常务理事。

但是，一来，我只希望做一个秘书，为佛教的前途做一些策划、做一些推动；二者，自觉自己的身份与这个佛教会不相称，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实在是有辱佛教会，并且对于佛教会的种种情况，我也没有办法参与、改变。为此，我写过一篇《我为什么要辞“中佛会”常务理事》的文章。

主要也由于当时的我年纪轻，做人有所欠缺，尤其在《人生》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特别是对佛教的革新，提出许多的意见，而得罪了佛教界的一些人士。再加之，在大陆办《怒涛》月刊时，内容对佛教有些建言，传统的佛教人士不敢和我们来往。同时，我又是江苏人，很多江苏的同道都想要挤进“佛教会”，教会把关也很严格，我想，也不容易有希望能够做什么。

无惧毁誉为教信心不退一直到1963年，“中国佛教会”要组团到东南亚，甚至到美洲去访问。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些开明人士是我的读者，阅读过我刊登在《人生》杂志、《觉世》旬刊里的文章，就提名要我参加这个访问团，但是“佛教会”里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意。后来，为了要让我参加，党部还特地办了两桌素斋请这许多长老吃饭，一面人情包围，从中协调，一面也表示党组织的力量。最后，在长老们不喜欢我的情况下，访问团里终于有了我一个名字，叫我做了秘书，并且担任发言人。

那一次，我们一行访问了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尤其到印度朝圣，亲炙了佛陀的祖国，那是我最大的心愿。这对我个人来说，更增加了许多对佛教的见解、认识。

可惜，就在访问印度期间，我们有机会和总理尼赫鲁见面的时候，由于我讲话太多，内容传回台北，“中央日报”把我的意见在第一版报道，而没有刊登领导人的意见，就这样，我在佛教里，就更加的日子难过了。例如，不准我出国、不同意我在宜兰从事新佛教的发展。

关于和“佛教会”的功过、是非，我不愿意做太多的叙论，因为那只是世间法，与真正佛教的弘传没有一点关系。接着，佛教各种对我不好的批评、不好的名称，纷至沓来，说：“星云是一个佛教的破坏分子”，“星云是佛教的魔王”，“星云的歌咏队，要把佛教唱了灭亡”……但是，为了佛教，这些批评毁谤都没有打倒我，我对人间佛教的信心和推动，从来没有退却过。

尤其，台北是大陆来台的高僧大德汇聚之地，我住在宜兰，他们一通电话，就叫我赶来吃饭、陪客人，他们一个命令叫我来开会，我也要赶到参与……不断地要送往迎来，我每天都没有时间做自己要做的弘法工作。因此，在1960年代起，我南下高雄。这是因为从1950年代起十年来，在宜兰和高雄都结了不少法缘；在高雄受信徒欢迎的程度，其热烈让我受当不起，也由于过分的出风头，自己不愿意在高雄居住，觉得人情和气候一样，让人热得受不了。

压制打击激发力量勇气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也感觉到在北部的佛教应付艰难，加之当时在南部并没有外省的出家人，我就单枪匹马来到了台湾南部，先后建了高雄佛教堂、寿山寺、佛光山，就这样，让我成为台湾南部的外省和尚。我自己也非常欢喜，远离了台北佛教界的是非之地，在南部专心做弘法、教育的工作，一些本省的长老大德，同我都相处友好，也让我感到心安理得。

当时，在台北的佛教界非常高兴我到南部弘法，并且说不会让我再回到台北。但我听闻这个话也想：“是这样吗？”几年后，我在台北建了普门寺、永和学舍、三重文化广场、松山台北道场、三峡金光明寺等。我不信东风唤不回，我不信自己不能在台北弘扬佛法。

所以至今，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弘法建立别分院，大概也由于这样的刺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人只要有信心，不怕被人欺负、压制，有时反而激发他的力量，增加他的勇气，可以创造更多的前途和事业。

后来，我在佛光山创建丛林学院，台北的佛教界也曾经开会，提议如何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感谢当时担任“佛教会”秘书长的山西省人士冯永桢居士，他说，天主教的神学院、基督教的圣经书院，我们都不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佛教办的教育学院呢？他耿直的发言、道德的勇气，帮我消灾免难，我这才又免除了一劫。

虽然如此，对于“佛教会”，我还是秉持护教的心给予很多帮助。例如，参加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原本已经被排除在会外了，我再争取回出席会议的权利。

因此，我认为要透过“佛教会”的力量来革新佛教，这个梦想是不容易实现，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于是我就开辟了佛光山，从教育开始办起。

毅然退位行走世界传教看到佛教界没有重视人才的培养，而阻碍了佛教的发展，这也因此教育了我，在佛光山担任住持十八年，任期圆满已经五十八岁，为了让教团制度化，我毅然宣布退位，对佛光山毫不留恋地交给弟子们去发展管理，我自己单身漂洋到海外，行走世界，从事佛教传教的活动。

这样一来，有了因缘在美国洛杉矶建西来寺，在纽约建纽约道场，在荷兰建荷华寺，在澳洲建南天寺、中天寺，在巴西建如来寺，在非洲建南华寺，在法国建法华禅寺等等，让我法弘五洲。加上1992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现今会员数已达几百万人，各地区协、分会也有几千个。

如佛法所说“逆增上缘”，希望当代的法师，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提携，就是受到一些不好的因缘，只要我们自己争气，不必生气，在佛教里，还是会有我们的前途、有我们实践愿力的一片天地。这样的历程，让我感到对人间佛教的宣扬，将来开花结果必定是有信心希望的。

因此，我相信，待人好，才有好因好缘，要想打倒别人，除非那个别人自己倒闭，不然谁能打倒谁呢？现在，这一段往事，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简略地透露一点，向伟大的佛陀报告，他难行能行、难忍难忍的修行，我们也在努力学习。

三好四给成就佛法布施说起人间佛教，记得在2000年春节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高希均先生住在佛光山，有一天早上，我陪他吃早餐，他是佛教之友，突然问我：“什么叫作人间佛教？”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教授的问题前面，我总应该要提出一个说法回答他。我就说：“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