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口号，所以，中华文化、孔子、佛教都受到了灾难。当时，佛教由于人才不够普及，只有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吕澂、蒋维乔等这些少数的重要学者，没有政治、军事上有权力的人士保护，面对乱世的风雨，自然也没有办法去抵抗了。
这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幸好有苏州的印光大师主张“去除三滥”：一、不可以滥传戒法，二、不可以滥收徒众，三、不可以滥挂海单，来重整佛教僧伦。太虚大师也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革新僧制，尤其倡导“人生佛教”，致力于佛教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佛教徒忽然有了觉醒，佛教界的大德们，力倡要推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因此，佛教兴学、培养人才的情况也就相继而来。
20世纪最早的佛学院是在1906年，设在我的家乡——江苏扬州天宁寺，由文希法师成立的僧学堂。之后，杨文会（仁山）居士偶然在书摊上，看到一本《楞严经》，他不禁发出“自从一读楞严后，不读人间糟糠书”，因为对佛教有这样的信心，于是舍宅设立金陵刻经处，创立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同时推动各项的文化、教育弘法，培养了太虚大师、欧阳竟无、仁山法师、梅光羲等杰出人才。
接着，陆续有上海哈同花园月霞法师办的华严大学、天台谛闲法师的观宗学社、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天台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岭东佛学院、金陵佛学院、焦山佛学院、栖霞山律学院、毗卢佛学院、玉佛寺上海佛学院、法藏佛学院、上海静安寺佛学院、华南佛学院等数十所佛学院，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一时，唯识、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及各处的丛林、禅堂等又再兴盛起来。
其中，又以武昌、闽南、“支那内学院”办学最有成绩，从这里毕业的优秀人才，有会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慈航、苇舫，以及默如、印顺、巨赞等人。这些都是能说能写的法门战将。当时佛学院的师资，也都是一时之选的民国人物，如梁启超、梁漱溟、唐大圆、张化声、汤用彤、熊十力、蒋维乔、黄忏华等人，对振兴佛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个时候，太虚大师为了促使佛教世界化，在武昌创办世界佛学苑，有梵文、汉文、巴利文、藏文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培养这许多不同系统的佛教人才，也分别派遣学僧赴藏地，以及日本、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留学，造就的佛门龙象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法师等人。佛学教育风行而起，大家一心力图振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
民国以后佛教办学兴盛当时的佛教，遭遇1927年军阀割据，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在河南废寺逐僧，甚至发动全省毁佛运动。幸好，太虚大师和蒋介石先生的交谊甚笃，常有往来，蒋介石还曾经邀请太虚大师在国民政府讲说《心经》。
在佛教受庙产兴学的迫害时，蒋介石告示保护佛教：“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借教育以造就有知识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须清净庄严，不可使非僧非俗人住持。且对于社会，要办有益的事业，可以保存。”正如东晋道安大师所言：“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也幸好当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元老，如戴季陶、张继、邹鲁、居正、于右任、屈映光等佛教信徒，在大时代的动乱中，对护持佛教起了一点作用。
遗憾的是，蒋介石后来“英雄难过美人关”，和宋美龄结婚的条件就是要他改信基督教，他与佛教的因缘也就改变了。在混乱的时局中，佛教就这样苟延残喘地延续慧命；不过，也要感谢基督教提倡“信教自由”，这些西方传来的思想，也让大家给予佛教有了一点生存的空间，可以说，信教自由是世界共同的理念。
记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刚刚吹起，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年，我正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我们江苏和京沪一带的佛教徒，真是欢欣若狂。佛教居士热心护法，皈投佛教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片人间佛教兴隆的气象。
定慧寺住持雪烦和尚，忙着重整焦山佛教学院，当老师的忙着教书和出版《中流》月刊。这本杂志发挥很大的传播作用，我们学生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去帮忙包装、寄送。每次完成工作之后，老师就送给我们一个人一本，大家欢喜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天的作务很有价值。
那个时候，佛教在内地开办中学、小学的情况，也风起云涌起来。家师志开上人为了纪念宗仰上人，在栖霞山办宗仰中学；南京卧佛寺办有大雄中学；觉民法师在雨花台普德寺办普德中学；镇江还有超岸寺小学、福善堂小学，光是焦山办的义务小学就有三所。
我很幸运，离开焦山后，随师父返回宜兴祖庭大觉寺礼祖，在国家正规开办的白塔小学，担任过短期的校长。虽然我没有受过师范学校的训练，就在做中学里累积教育办学的经验，觉得对自己一生很有意义价值。那时候，整个中国大陆佛教义务办理的中小学，至少百所以上；在我想，佛教接下去办大学，是有可能的。可惜，因为战乱关系，也就没再继续下去。
还记得我行脚各处，常常都会在路旁遇到十多岁的小学生向我鞠躬，很恭敬地喊我“法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喊我，他们天真地回说：“我们老师办学堂给我们读书，不要我们的钱，你看我们老师多好；我们的老师是和尚，所以我知道世界上的和尚，都是和我们老师一样的好。”可见民国以后，佛教办学兴盛的情形了。
可怜的老百姓，好不容易盼到和平，接着又遇到国共内战，加上太虚大师在1947年圆寂，顿时佛教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人间佛教的运动也就进入了空窗期。在这前后时间，有些高僧大德陆续到了香港和台湾，我也在1949年带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那一年我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