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诗人白涛，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有空嘛？老兄！”

“什么事？”

“你马上来一趟。”

“非要现在嘛？”我刚在电脑前坐下来。

“是啊！”

“至于这么迫不及待？”

他有点不耐烦，“请你来，你就来嘛！”

从电话里，听出他有气无力，精神不振，与以往大不一样。“你怎么啦？智者！”我喜欢这样称呼他，智者，也就是充满智慧的人，而充满智慧的人，自然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在我认识的首都文化人圈子里，白涛，是少数当得起这个“智者”称号的人。

他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说，“老兄，我一点也不是耸人听闻，我觉得我死到临头了。”

外边阳光很亮，秋高气爽，相信我听到的不是鬼话，令人不胜诧异。

然后，智者腔调大变，在电话里，和我没头没脑地探讨起死亡哲学来，不知他老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人总是要死的，活了这一大把岁数，居然不死，你不觉得奇怪嘛？不知为什么直到今天尚健在着？连我自己也纳闷。老兄，能不能麻烦你来一趟，商量一下后事。”

虽然我比他小，还是晚辈，但他喜欢叫我老兄，我也跟他没大没小。“神经啦！你——”

“我很正经地跟你讲话！”

假如这是一位躺在病榻上，命危旦夕，一直要求安乐死的人，说出这种丧气的话来，也许不足为奇。白涛虽年逾古稀，但作为一个男人，尚能谈得动恋爱，能有心思想到女人，应该是离死还有一大截子路的，平白无故扯到后事安排，所为何来？

智者是不是又在打出一张怪牌？这个一辈子没跌过跤的人。

“替你写遗嘱啊？”我跟智者开玩笑。

他很顶真地说：“那倒不必，问题是有些事要办，需要一位老朋友来做，挑来选去，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位文化界的老前辈，不久以前，在一家什么生命测验中心，做了一次从头脑到心脏，到四肢，到性功能的全面测试。仪器是德国进口，做检查的是人家外国专家。查出来的结果，他老人家简直健康无比，那心脏比年轻人跳动得还有力量。洋专家说，如果不发生车祸、谋杀、暗害等意外灾难，活到一百岁以上，是一点也不会成问题的。

在场的人，皆趋前紧握智者的手，表示祝贺。因为大家都觉得他身体，从来不是那么结实，好像应该比谁都要先走一步，一个隔三差五，总是要住几天院的人，生命力反而更强壮，真让健康人眼红不已。白涛作清醒状，他说，刘海粟大师九十岁登黄山，那体质，不也没有过百嘛？但中国人喜欢凑趣者多，大家坚持说他行，因为他眼下还能把一个年轻得要命的女子把握得牢牢的，说明他大概有点内功。他莞尔一笑，马上人瑞似的接受大家的致敬。还说俏皮话，看来我是能看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完全建成，而诸位，那就对不起，你们是看不到那一天的了。

大家相信，这个社会，有害的人死得早些，无害的人死得晚些，其实是好事，于是，有人万岁，有人乌啦地喊起来。

这就是他的人缘了，此人一生喜结朋友，不端架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都谈得来。不像一些老人家，死倔横丧，总像别人欠他二百吊似的，敬他不是，不敬他更不是。智者还为此次健康体检，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报纸副刊上，我只记住其中几句：

“百岁不算老，

我欲活百五。

百五不满足，

争取到二百。”

他的诗墨迹未干，怎么要和这个世界再见了呢？不正活得有滋有味的嘛？我只好关掉电脑，准备到帘子胡同去看他。

白涛，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就见他老是吞食各式各样的药片，药丸，身体不是很结实的，别人得过的病，他几乎都得过，别人没有得过的病，他也得过。现在看来，智者未必真的有病，他的病，也是他老人家的智术之一，我辈凡夫俗子，只能高山仰止了。所以，他做出老是病病怏怏的样子，老是带病坚持党的文化工作的样子，老是有写史诗的欲望，而无荷马写《奥德赛》和《伊里亚特》的力量的样子。在中国，样子很要紧，只要口到心到，手到不到就无所谓了。他一谈到他一时半时拿不出杰作时，总是怅然不已，感喟再四。

“常想写大诗，

力薄不能为。

譬如登高山，

此志岂敢懈？”

在上次文代会期间，这首诗还印在了《简报》上，成为佳话，表明他虽病弱，但情志不衰，上面本想安排他当顾问的，看到他如此不能忘怀于史诗的创作，真是浩气长存，精神永在，哪敢让他退下去，还是给他一个实缺。

听到这样安排后，他又写了一首小诗。

“生平无奢求，

采菊学陶潜。

寂寞非坏事，

怡然在山泉。”

组织上一看，明白了，从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体谅他的创作欲望出发，跟艺术家协会打了招呼，尽量少给白老增加负担，专门配了一个专职秘书。这些年，他基本在家上班，单位有事，过问一下，当然是在他认为有必要过问的情况下才过问的，总的来讲，这位文化老人，地位不低，待遇不差，虚实不拉，好处皆沾，大家也只有眼馋的份了。

我恭维过他：“智者，你真行！”

他作谦虚状：“马马虎虎啦！”

这表明了一个老有病的人，倒未必比老没病的人的生命力差，俗话说：“破药罐熬柏木梢。”是一点也不错的，像白涛这个出了名的病秧子，预测能活百岁以上，我是相信的。他能见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成，而比他小许多岁的我们，却未必见到，这是不值得奇怪的。

但是，一转眼间，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呢？这真是号外新闻！

“好了，智者，我马上就到府上去。”

“你快点儿来吧，晚了也许见不着面了！”

我在电话里说：“你别说得这样邪乎，行不行？”

“是这样的。”

也不知真的假的，听他口气很严重，不过，对于这位文化界的老领导，我也有一丝心理准备，不知道此老又想制造什么新闻？反正他这一生，除了政治运动住院，“文化革命”装死，一般情况下，他是闲不住的。故伎重演，怕人把他忘了！

我放下他老人家的电话，并未立刻出发，想了想，还是先给谷玉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位老先生的近况再说。她是他的秘书，他的五言诗弟子，他的半公开，半秘密，半合法，半违法的情人，理应对徜徉在山林中的老人，要了解得多一些。

谷玉，是一个正当年的，像水蜜桃那样饱满成熟，一碰就流汤的，已经到了不摘不行的可爱女人。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像她这样女人的话，男人真的就无事可干了。她漂亮非凡，聪明非凡，能干非凡，而且也理智非凡。她和智者保持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兼情人的特殊亲密关系，无疑找到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堡垒。她认为只有傻女人，才急着谈婚嫁，一旦名花有主，专属于谁的话，那就失去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对像她这样不系之舟而言，像帘子胡同白涛府上，那磨砖对缝的四合院，该是她最好的泊位了。

她是做大事业的女人，她说过：“过去是智者吃政治的世纪，现在是美人搞经济的时代了。”一个知道自己美丽的女人，就懂得自身的价值所在了。

我说过：“你们两强的结合，这世界，对二位来讲，便无坚不摧，无攻不克了。”

他俩的笑声，竟惊飞了帘子胡同四合院里那棵大枣树的鸦群，哇哇的叫声，打破了夜的沉寂。

谷玉说的话，真是妙语如珠。我们这些他的朋友都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像白涛这样过“吃政治”一辈子，算对得起自己了。这是别人无法生气的事情，智者什么时候正经做过事呢？可他一直担当着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什么时候拿出过史诗或者别的大作呢？可他在文坛的地位，却很不一般。他什么时候为党为国，或者为“英特纳雄纳尔”立下汗马功劳呢？可他应该有的，全有了，不应该有的，也有了。

何德何能，也就不去理论了，且说他什么时候具有那种男性魅力过呢？可在雪崩中葬身冰窟的晏波，简直可以称作女中翘楚，一位司令员（我生平很少见到如此丰富人性的一位领导！）始终不渝地追求了一生的女人，却曾经是他的妻子。甚至到了垂暮之年，上帝还给他这份安慰，一个如花似玉的谷玉，也让人惊叹这位老先生艳福不浅。他有一首诗，写了这份艳遇：

“生平无他爱，

唯爱革命多。

早春风流韵，

晚霞不蹉跎。”

早春，指的是谁，晚霞，指的是哪一个，别人不了解，我是知情的。但他，对于那个失踪的“早春”，早忘得干干净净，连提都不提了。

我劈头就问谷玉。“是不是你惹老人家生气了？”

谷玉在电话里反问我：“怎么回事，他？”

“他说他马上就要死了。”

那美人的扑哧一笑，让我放下了心。

白涛是异人异相，这一点大家是公认的，第一，他那双眼睛，很有特点，使人想起只有老鹰才具备的敏锐视觉。第二，他那鼻子，也不一般，细而瘦长，老是在嗅着什么气味似的翕张着。第三，便是他的耳朵了，总是在倾听似的支棱着。在文化界，颇有几个善觇人相的星士，或者钻进气功玄妙中的高人，他们有见过白涛的，事后对我说：“恕我直言，这位白涛先生，看他那相貌气色，五官位置，眼神鼻息，轩宇轮廓，倘非大圣大贤，便是大奸大邪。”

我把朋友的说法，告诉了智者，他，莞尔一笑：“这话说得还很有点辩证法，从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过，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无论想做圣贤，还是想做奸贼，都来不及了。幸而，我一辈子还算走运，不像晏波，生无宁日，死无安处。都因为太有性格的缘故！”

他的妻子，那位播火者，一生就是在风险跌宕中度过，做过地下工作，冒过枪林弹雨，去过不毛之地，经过历次运动，艰难险阻，浮沉颠沛，这个女人活着的日子里，从未安生过。要不是司令员终生不变的关照爱护，五七年那一关就怕过不去。

谷玉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最近大概碰上点麻烦，有些神经兮兮，谁知道，他犯了哪根筋——”她跟他同居，但不是他的老婆，所以，说话比较超脱。

我想象不出智者会碰上什么麻烦？中国人最容易碰到的麻烦，说到底，在过去的年代里，无非是政治上的麻烦，现在倒多半是为富不仁，贪赃枉法，投机捣把，钻营舞弊上的麻烦了。而他，从进入解放区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经历那么多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只有别人当牺牲品的，他可是连一毫毛也未受到损伤，这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也可以看到他吃政治，而不被政治吃了的独到功夫。

到了经济挂帅，金钱第一的时候，他让谷玉那女能人出面，做他的经纪人，搞字画文物买卖，一个画廊，一个艺术经营公司，名义挂靠在他当主席的艺术家协会，交一些象征性的管理费，剩下的，二一添作五，他一半，她一半，各入各的腰包。老先生的财产，主要是这所帘子胡同的院子，和院子里原来他妻子那个家族留下来的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一切。说是具有天文数字，那是夸张不实之词，但决不是我们挣些许稿费者所能想象，倒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他随便拿几幅字画古董押在银行里，就能贷出百把十来万块钱，开个公司什么的，绝对不费什么口舌的。

在共产党内，属于进城时期的老干部中间，能像他这样发财的，并不很多。老实讲，他真是没有吃过什么亏，而且又靠共产党的招牌，占了便宜的人。他对我不见外，曾经开导过我：“你不要书生意气了，现在是个发财机会，你看谷玉干得多欢，这个世界，从来是饿死胆儿小的，撑死胆儿大的。等共产党明白过来，人家早把牛牵走了，你再去拔橛，分明是往枪口上送么？”

对此，你不心悦诚服也不行。

我问谷玉：“是不是一块去看看你的老未婚夫？”

“现在走不开，我在等一位老板，有一大笔饥荒，得填补上窟窿。”

在这个世界上，像这样敢作敢为的女人，还真是少见，以名流的身份遮掩住实际上是盗坟掘墓的脏活。这个戴白手套的文物鉴定专家，一旦犯事，她早把屁股上的屎，擦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再说，白涛这大红袍，是她最好的掩护。所以，得其所哉，生意越做越大，看来，她说得对，是她的时代到了。

“那他，到底为什么，平白无故想到了死？”

这女人透出一丝口风：“有一天，他忽然念叨晏波的名字，这是很少见的。”

智者虽然吃政治，但对这样一位特别亲密的女人，会不谈他为什么想到了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你没觉得奇怪？”

“还有让我弄不懂的，还提到了帘子胡同那房子——”

听谷玉这一说，似乎老先生有安排后事的一点意思，但我不信。

这些和他失踪的妻子，都了无关系。晏波，在“文革”批斗高潮中，从牛棚中突围而出，远走边陲。说来，也只有她那种具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充满革命浪漫的女人，才做得出来。试想一想，天都塌下来了，你一人站出来能顶得住嘛！这就是晏波的天真了。“文化革命”对智者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连当场休克的手段也使用了，也未能逃脱几天牛棚的灾厄，不过，他终究是吃政治的，在牛棚里，造反派见他乖顺，还让他当了个走资派的头。他反对晏波这种极其幼稚的冒险行为，“你这纯粹是意气用事！”

“难道看着加农炮被诬陷，被折磨死？”“加农炮”是我们这些他的部下，给他起的外号，他本人也不反对大家这样亲切地叫他。

“文革”期间，他在边疆任省委书记，自然是走资派无疑。当她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原来在根据地时的这位首长，被批被揭的材料，其中提到了她，就有越棚（也就是越狱）的打算。

“晏波，你是爱他，还是害他？”根据他吃政治的经验，一旦处于运动的被告地位，唯有深刻检查，低头服罪，否则，任何辩解，只有加重倒霉的可能，“你当共产党比我早得多，怎么会一点也不悟？别犯你的共产主义幼稚病，好不好？”

她是相信真理，相信公道，相信党，相信人民的革命家，她对他的这种懦弱，不屑一顾。“好吧，我坦率说，我恨我不爱他，干嘛我要害他！我要去给他申诉——”她趁他装病住进医院，趁监管的专政队员松懈之际，逃出牛棚，直奔火车站，一去不回。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骑士风度的女人，真是难寻难觅了。为了给一个曾经追求过她，也曾经保护过她的首长，证明对他的诬蔑是无耻的栽赃，证明她和那位司令员之间关系，是绝对的清白，甚至是不是带有后悔的情绪，去弥补她对他的感情上的负债，那就不好推测了。但她日夜兼程，急如星火，赶去讨一个公道，不能不为她的侠胆柔肠赞叹。这一路上，避开造反派随之而来的追捕，对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来讲，倒不是什么难题，但没想到，途中翻车，埋在雪窟，从此就无了下落。

智者虽老，春心犹在，那种花花草草的欲望，一辈子也不消停的，以后，白涛便采取与女人打游击战的办法，有感情就交往，无感情就分手。因为一，不能证实晏波果真死亡，二，像晏波这样的女人大概也再难找到，三，他总觉得所有想同他谈及婚姻者，无不看中他帘子胡同的四合院，和他的钱袋。

谷玉则不，玩玩可以，结婚不行，和他这样的智者合作，很愉快，也就够了。她的哲学是：我可以给你想要的我的年轻肉体，但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我是你的合伙人，但不是你的注册老婆。我们一起挣的钱，亲兄弟，明算账。至于你的财产，你从你前妻那名门望族继承的全部，我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如果你百年以后，在遗嘱里写上一笔，馈赠我一些什么，我也不反对。不过，你要是以为这样可以像钓饵似拴住我，那也没用。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多少有利用价值，加之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合作对象，我也不会往帘子胡同跑。

这女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虽然她说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像演戏，又不像演戏，像装蒜，又不像装蒜，女人到了成精的地步，你只有举双手投诚的份了。

智者对此有更精彩的言论：“我是当事人，我得信，否则我们就没有合作的基础，但我也不能不留神，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

“此言有理。”她赞他一句。

“真可惜，当年没建议你进中戏，而学了画。”

他们俩在合作上，真是珠联璧合。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生猛鲜活的女人，作为一个老男人，是有一种受宠若惊感的。智者对我私底下承认：“我活了一辈子，有这最后日子的辉煌，能享受这黄昏恋情，晚霞风流，也就够了！”

“可你把一个绝不该忘的人忘了，甚至连她失踪后，找都不去找一下！”

“你不要哪壶不开提那壶，好不好！”

他有了这个谷玉以后，更讳谈晏波了。就因为这个谷玉，这个带给他欢乐和钱财的女人，他也不会想到死的，他要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不断给她回报，那就是“但愿人长久”了。

白涛曾经自负地写过：

“腊月小阳春，

暖靠南墙根。

莫看秋草枯，

苍松笑寒风。”

还有：

“古稀不算老，

伏枥路途遥。

革命加爱情，

两者我皆要。

”

难道失恋了？这倒是老人家一块永远的心病，他是很怕她被一个比他更有权有势的，或有钱的，比他更年轻力壮的人横刀夺爱。由此可以断定，他想到了死，百分之百是因为谷玉的缘故。

二

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然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这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一个无害的人，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头等聪明的超人，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丝昏聩。他那在《麻衣神相》上，都能说出名堂的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他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轰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贝占。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以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象。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沾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戒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几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白涛，比我们俩更加言不及义；可刚一开始整风，他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嘛？”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过，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是因为你们太执着，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着，有时候就不能执着，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帖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作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

“不是滑头，而是聪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有一个态度。有人要硬碰硬的改造这个世界，有人只想以柔克刚地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气：“这也就是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的缘故。鸡和兔固然不能同笼，鸡和鸡，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白涛哈哈大笑。笑归笑，但从那开始，这两口子实际上也就分道扬镳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对一位清白无辜的同志，那种诬陷不实之词，才愤而突围牛棚，一走千里，踏上她自己的寻求伸张正义之路，也许是对他这种适应生存学说，最后的弃绝吧？

也许，她终于悟了去寻找她错过的爱？人家越是要揭发那尊加农炮，她倒越是觉得自己当年的弃绝，是多么的错误了。于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涛在牛棚里做一群被管制的走资派的头。

从我认识白涛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天生应该当头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那他准是鲁滨孙，而你却非是礼拜五不可。他这一生，组长，队长，部长，会长，主任，常委，成员，书记，没有他没干过的职务。他是我们国家里常见到的，一个永远动嘴，而不动手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体力行，只管原则领导，只管掌握方向，只管画圈拍板，只管给下面精神，指示，和红头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够到时候说上几句提纲挈领式的意见就行。

当然，在主席台上，还得有一个自己的用塑料丝织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个塞在耳朵里的助听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镜。其实，他听力和视力，都好得异常，那位德国医生给他查过的。

我时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担心，“万一，你说出一些不在行的话来呢？你不可能是万能和全知的上帝。”

“阁下，以后请你不要向我们这些成熟的老同志，提这些幼稚的问题好不好。领导只抓原则，而原则是虚的，是纲，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怎么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区去了。回来，给我捎来一块石头，说是和田玉。

“你到那儿干什么？挖掘古文物？”

因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点名气。

他告诉我：“我去是抓棉花生产。”我差点笑穿肚子，他也笑，当然是奸笑，然后正经地说：“我还担当两州八县的消灭二代棉铃虫的总指挥呢！”

“你可是连大麦和小麦，玉米和黍子都分不清的主——”

“这一点也不奇怪的，你还记得吧，老兄，大炼钢铁那时，我搞土高炉群，烧红了半边天，还向全国介绍过经验。”

他在这方面，简直是多才多艺，花样百出。点子多，名堂多，所以，哪儿热火朝天，那儿准有白涛。他这一生干了多少光辉业绩呀，说来简直可怕。将来给他写悼词，还真是难以下笔呢！诸如大放卫星，化肥开花，全民食堂，土地深挖；诸如戏剧改革，全民诗歌，英雄人物，样板歌曲，他都参与领导过，兴风作浪过，火上浇油过，天翻地覆过，最后弄得一塌糊涂过。这位老人家，跟着党一块儿成功过，也跟着党一块儿犯错误过，但是，成功的时候，处处见他的身影，错误的时候，就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凡是我们党头脑一热，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大呼窿运动时，他就来劲了，共产党说一，他准是要加番成为二，共产党说二，他准要搞到十，不过头，不罢手的。

这人，就这么神！

所以，上头看他是文化界的砥柱，底下看他是艺术界的栋梁，外行人看他是专家，专家又觉得他是内行。搞美术的看他是鉴赏家，搞国画的认为他是收藏家，搞音乐的当他是个知音，搞京剧的相信他是一个不错的票友，在诗人眼里，他的五言诗，也算独具一格，在作家眼里，他要品评一篇小说或是散文，那一个个新名词迸出来，也让人头晕的。在艺术家协会里，他被视作一个超脱的领导，活得潇洒的人物，是与广大群众不摆架子，和蔼可亲的首长。因为大家对那些在位置上喜欢指手画脚的头头脑脑，不免反感，而对他另眼相看。可惜他身体状况不佳，否则，他要主持经常工作的话，也就是大家的福气了。

“人是一条龙，

也是一条虫。

懂得辩证法，

一生便从容。”

他的这首五言诗，倒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玄机。

他才不会事必躬亲呢！他没这么傻，他就在这抓与不抓之间，才得猎取人心，不抓不行，太抓也不行，只有这样，一可偷懒，二可少负责任，三也省得和那些抓权的人，增加矛盾。

这首题在画上的龙虫诗，还挂在集雅画廊里出售，那些虚无缥缈的龙，和支棱八岔的甲壳虫，看不出多好，也看不出多坏，和他当领导的本事一样，什么都有一套，但不能深究。不过在中国，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跟长官过不去，要探根寻底的呆子，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只要沉得住气，能唬住人就行。

谷玉经营的这家集雅画廊，和艺术品公司，其实是捣卖文物的一个黑窝点，推销这种龙虫图，和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纯粹是门面。你要有工夫在那坐一会，准会听到那女人给来光顾的人介绍，“这位老画家深受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还与西班牙的戈雅的画风，多少有点近似，所以，这是西化的国画，也是中国画风的西洋绘画。中国独一，西方无二。”那个成熟的桃子，与其说介绍作品，还毋宁说是展览自己，那流溢出的色香味，能让顾客情不自禁要咽下口中的唾液的。

漂亮女人兜售商品的一个优点，就是容易使顾客产生人和物的错位感，使他认为那个女人的天生丽质，也就等于所买东西的货真价实，就来不及地掏出钱包了。每当我在集雅画廊里，看到那些冤大头们，居然相信她说的这些鬼话，居然买这些鬼画，我除了惊叹这个世界没法讲得清的无可奈何外，不能不赞佩这个尤物，那种要把整个世界摆平的雄心壮志。

有时，我也纳闷，“谷小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干嘛不正经找个女人的归宿？在这里混得这样开心？”

她笑了，那眼波飞来，令人眼晕：“你不愧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可太过实际，就俗了。你要知道，一个漂亮女人的黄金时间是很短的，我倒要试试，能做到什么份上？然后也不枉此一生。”

这个早先艺术学院的一个三流学生，能够巴结上白涛，能够跟一位比自己父亲还年纪大的老头睡觉，也真是够胆气豪迈的。“我非常感谢老头儿，他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

我心想，小姐，你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我会不了解你缠着老头不撒手的底蕴？

这个女人很聪明，她说我想错了她：“第一，我不愿随便嫁一个男人，糟蹋了我的本钱。第二，女人不全是为做爱活着的，我有我自己的十年计划。第三，白涛虽老，但他风流，至少我还未遇上一位超过他的，能够与我旗鼓相当的男人。老，我不怕，只要有功夫。”

谷玉这番话，也许是实情。白涛对于女人，应该承认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而且，大概懂得一点房中术。连晏波，那么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人，几乎为他牺牲了一切，差不多毁了自己。如果是一个不过尔尔的家伙，这两个女人恐怕不屑一顾的。

我认识晏波在先，接触白涛在后。一九四七年，我还是个高中生，她来发展我们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抗先，有了来往。她父亲是大学者，住在帘子胡同一座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里，到他们家，满坑满谷，都是线装书，还有许多书画古玩之类，好像进了琉璃厂一样，现在这些都成了白涛作为学者化艺术家的本钱了。

可第一眼看到白涛时，已经到了解放区。也许因为他听晏波提到过我，非常亲切，非常热情，而且来了一个在解放区很少见到的洋礼，拥抱我，一连三次。

我很尴尬，他很自然。

老实说，他能在当时那种相当清教徒的，相当禁欲主义的空气里，自行其事，也着实令人佩服他的勇气。譬如，大家都穿二尺半的军服，戴八角帽，他偶尔还穿起西装来，戴过毛主席去重庆的巴拿马帽，招摇过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个别死角现象，有的人，他就可以被允许，被默认，不必一定拘束在规矩方圆之内，稍微出点格，不太伤大雅，人们可以容忍，可以视而不见，也颇是很令人费解的。

我想这和加农炮的性格有关系，他喜欢有才华的部下，虽然他是红小鬼出身。

那时，宋加农是我们五分区的一号首长，绝对的一个大老粗，脾气大得厉害，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按照一般规律，他应该不大喜欢文化人，但也怪，很宽容白涛那种名士风流的行径，也许在他眼里，多少有点属于稀有动物似的好玩吧！他很少有说有笑的，但白涛经常到他那儿去喝酒聊天，给他讲北平的所见所闻，所以，司令部出出进进，独他是很随便的。

大凡领导人聚在一起，并不都言必马列，也是需要一些轻松话题的，他就经常制造一些绯闻啦，浪漫啦，笑话啦，洋相啦，让人们在那清苦的日子里，至少嘴上不那么单调。尤其他的诗，不晦涩，很上口，那些文化不甚高的首长，看得懂，读得通，对他还很欣赏。加之白涛这个人，别看他有时装疯卖傻，其实很聪明，说他颇有心计，也不为过。他即使出点格，过点头，冒点炮，也不会走得太远，总是适可而止，差不多便收。有时让头儿伤点脑筋，可也不至于为之大动肝火。闯一点小祸，屁股也好擦。所以对这位基本上识相，不给领导造成大麻烦的他，优礼有加，因而破例地不怎么严格要求他。我们出操的时候，他可以睡懒觉，我们学习的时候，他可以在他的屋子里写诗，我们帮老乡收割庄稼，汗流浃背，他可以背着手，在那里“悠然见南山”，构思什么宏篇巨著，这就使别人眼红不得的了。

可在大会上，只要加农炮在人群中一眼瞥见他，必然会站起来招呼：“我们的大诗人，不当场来一首诗助兴嘛？”

偏他有这种说来就来的捷才，记得我到解放区的第二天

，正碰上一次祝捷大会，司令员话音刚落，他跳上台去，即席朗诵了一首诗：

“日头天上挂，

人间大变化。

小米出真理，

枪杆打天下。”

这首诗，好是说不上的，但有点气势，行伍出身的宋老总马上高兴了，他是个粗人，但有时——那是不发脾气的时候，是个可爱的将军，因为他的脾气讲求痛快，连声说：“好！白涛的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那时的白涛，人长得帅，要个子有个子，要文才有文才，尤其令人钦服的地方，笙箫管笛，无不在行，唱戏演讲，慷慨激昂，提起画笔，像模像样，作曲指挥，当仁不让，那时，时兴木刻，他操起刀来，也是一个行家里手。若是谈文学，谈诗歌，就更难不住他，而他的五言诗，对不起，说起来都能把人吓一跳。

“诸公，我写五言诗的本源，如长江，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一样，是从这儿起始的——”

于是，他拿出一把折扇来作为佐证，你一看，不得不肃然起敬了！

扇倒无甚稀奇，竹骨纸面，制作粗陋，但却是毛主席的墨宝。那扇面上龙飞凤舞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诗句。我未考证过，白涛自成一格的五言诗，是否受主席这首诗的影响，抑或他自己的攀龙附丽？但那笔主席的手书，是毫无疑问的。我刚到解放区，认识他不久，就看他经常放在手边了。我很惊奇，他竟然对毛主席这把具有某种文物意义的扇子，不怎么当回事，至少，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子的。一谈起来，很无所谓的样子：“早先，求主席写两个字，不是太困难的。”

这也许是事实，不过足以说明，他资格比我们老。接近重要的人物比我们多，他说，他写过一些诗，送呈给毛主席过，遂有了这把扇子。这故事不知真伪，但他出版过一本《新五言》诗集，倒是不假。其中有一首：

“初到解放区，

天地顿时阔。

滴水注大海，

小我成大我。”

诗下自注曰：“在平西，呈毛主席。”

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那时忙于进城，成立共和国，是否有空一阅，待考。但他送上去，大概也是千真万确，这也算是他一生中的殊荣，也是他终生享用不尽的政治资本。

他也会调侃：“不是谁都可以吃政治的，除了有吃政治的聪明，还得有吃政治的本钱。”

我斜着眼打量他，表情虽然平淡，但那暗中得意的劲头，也不是看不出来，因为能有这份本钱可以骄傲者，并不多。

他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的看他，除非到了一定的临界线，再不在乎下去，会给他带来灾难时，他才会收敛。否则，该拿的拿，该要的要，该伸手的伸手，该脸皮厚时，也够厚颜无耻的。他知道我在腹诽他，反过来问我：“你肯定没有送过，即使你有这份心思，连往上递的门也找不着的。别不服气，命也运也。”

他对我说这话时的神态，满足之情，溢于言表，这时候的他，便是神采飞扬的白涛了。

服了！虽然，我嫉妒得恨不能骂他王八蛋，但我不得不宾服他，因为他活得比谁都好。但是，忽然之间告诉我，说他想死了，我不讳言心胸里的阴暗，坦白讲，真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呢！就像希望一个不败的拳王，也有倒下被人数十的时候。

谷玉在电话里，听我说到他不怎么想活，虽然认为可能是白涛的故伎，喜欢耸人听闻，并不太当回事。她说她和这位老板谈完调拨头寸的业务以后，就过来帘子胡同。不过她一再申明，如果老头真活腻歪了，不是她惹的，而是其他什么缘故。

“你估计，因为什么事触动了他，才想到死亡上的。”

她说：“反正他从不提晏波的，这倒是有点蛛丝马迹的意思！”

等我到了帘子胡同，那座磨砖对缝的四合院里的大枣树上，老鸦在呱呱地噪着，很有点不吉祥的气氛，我以为我来晚了，没准先行一步，到上帝那儿去报到了。推门进去，看到他面前几盒录像带，正对着电视机那一片雪花发愣，我放下了心。

“哦，你还有心思看三级片，大概还不至于马上涅槃？”

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讪之意。“老兄，不要用这种腔调同一个命在旦夕的老同志说话，我找你来，正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的。”

“行了，老先生，你离死神十万八千里，别制造新闻了，我拜托你！”

“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死了，不哄你！一个人不会拿死来开玩笑的。”

我站在那里，怔住了。因为自打在根据地那山沟里的西寨村，和他交往以来，无数次地听他这样那样当回事的，甚至赌咒发誓的语言，我都是在信和不信，或疑信参半地听着的。但这一次，我望着这位老朋友，不能不相信他大概真的遇上了什么难以解脱的大麻烦？

三

“你先给我坐下——”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我看一盒录像带。

“你把我叫来，看A片？你真会拿穷人开心，我是要写稿谋生的呀，你——”

他命令地：“少安毋躁，看了再说。”

“老先生，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他不吭声，径顾往录像机里塞带子。

一会儿，电视机屏幕上出现画面，倒不是光屁股的三级片，好像是联播节目里的电视新闻，是在人大会堂某个厅里的一次什么会议。有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文化界的人士，像模像样地坐在那里。接下来，镜头一扫，就看到了他，也就是白涛，正在那里滔滔不绝的演讲。凭良心说，智者的口才不错，形象也佳，从他的身份，他的资历，和他的言谈举止的不同一般，电视台记者不给他几秒钟露脸的机会，是说不过去的。一个人，混到别人不可漠然视之的地步，不易。尤其在“冠盖满京华”的首善之区，那就很够意思了。

叫我来看这些，真是没劲。“算了，你老人家的光辉形象，隔三差五地总要让我们瞻仰的嘛！”

“你看下去再说——”他不想和我马上交谈。

这种会议新闻，是没有同期录音的，听不到他的铿锵之声，但面色红润，容光焕发，满座的人，都在注视着他，可见他的发言之精彩，之生动。在中国，能有本事扯淡得头头是道，是一种特异功能。因为共产党会多，而任何会都是靠与会者那些有用的、无用的语言来支撑的，所以，能讲出一堆无关痛痒，可又切题不离大谱的废话篓子，便受会议主持者的欢迎，不至于冷场嘛！而我们这位白涛先生，恰恰是不管与他疏隔的行业，不管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都能讲出个子午卯酉的人。那么像这种文化界的集会，他能不出席么？人家请他去，就是请他这张嘴呀！对他来说，讲讲大文化，从周秦汉唐，出土文物，辫子金莲，禅宗道门，到国标舞，呼啦圈，性文明，后现代，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事情。我未恭逢其盛，但可以想象，肯定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飞，说得大家一佛涅槃，二佛出世的。

这种会议的报道，也就两三分钟的事，一会儿，那录像带演完了。

我不明白，好端端地把我叫来，不谈他的死亡问题，却是为了看他的风头出足的画面？我想纯系老年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了。

他问我：“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你老人家呀！”

他摇头：“除了我之外——”

“无非那些你常讲的‘大瓣蒜’了！”

他很躁急，“我不是叫你看那些——”

“看谁？”

他把带子倒回去，又从头放映，到了他的镜头以后，是一个会场的全景，他定了格，是几排沙发上的贵宾，和沙发后边的一般与会者。

“看到没有？”

“谁呀？”

他用手点着定格了的画面上的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影，“你细细看——”

影带的质量不佳，看不清那张脸，不过，分得出是男是女。我问白涛：“她是谁？”

老人的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像吞了一苦药丸，吐不出又咽不下。

“怎么啦？”

他不急着答复我的问题，摇摇头，把那个录像带退出来，又塞进去一盘。这是一次环境保护的座谈会，不知在哪个宾馆的会议厅里开的。我看到会场横幅上，写着“森林与人类，爱护地球这个家”的响亮口号，便知道会议主旨了。当然，还有与会的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士，济济一堂，共商环保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