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潜溪先生的不是了，作为朱元璋的文学顾问，已经获得了“开国第一文臣”的荣誉，声名地位也到了顶尖的地步，决定“乞老归”了，那就彻底归吧，可他却是个不甘寂寞的老作家，想归又不想全归，要求每年来觐见一次皇上，似是忠诚，实是邀宠。其实朱元璋设宴饯行，本是让他一走了之，不再需要之意，可此公老不知趣，就是十分的无聊了。大概见了两次，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耍奸脱滑不去了。他忘记一个真理，凡流氓，是特别忌讳别人对他耍流氓手段的，朱元璋本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来这一套，他会买账？这位皇帝的特务系统，密如蛛网，连小巷酒肆里议论他老婆脚大的小市民，都被捉将官去治罪，何况老先生没病装病，连病假条也拿不出来。幸好太子出现，皇后求情，宋濂的命算保住了，
但谪居茂州，终于死在半路上。他儿子宋璲、孙子宋慎，到底还是让朱元璋给杀了。
御用文人下场之惨者，莫过于此了。
清朝一位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老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清史稿》）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这位老先生由于圣眷恩渥，众望所归，在文坛上也是一言九鼎的领袖群伦的人物，于是多少有点忘乎所以，因此使老作家栽了个大跟头。他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居然选了钱谦益的诗，乾隆说：“那是个明朝隆臣，怎么能放在一书的最前面呢？而且还选了钱名世的诗，那就更荒唐了，那是皇考雍正定性的‘名教罪人’呀！”老了老了，自以为不逾不惑，其实却是感觉错位的老糊涂，碰了这一鼻子灰，惶恐万分。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后不久，“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死了，恼了皇上，也不饶的。如果沈德潜编选这部集子，把乾隆的诗选上大半本，而且放在开卷部分，也许这份检举揭发材料里，有他的名字，也会从宽发落，不会把老先生的墓碑也给铲平的了。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言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总的来说，御用文人在封建社会里，尽管吃香喝辣，但充其量只是起个陪衬点缀，歌舞升平的作用。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捞一票，就算皇恩浩荡了。也就如此，前面提到的宋濂、沈德潜，明清两代最顶呱呱的御用文人了，又如何呢？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文化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夹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不高兴，扔进了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
，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嘛！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也来得丰富了。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则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远远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来得家喻户晓。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政了。
这些最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无文化者，如小和尚兼无赖出身的朱元璋；一种是极有文化的，如一生写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总和的乾隆。这好像也是个规律，若是个无文化的皇帝，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拒绝心理。若曾是个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疯狂报复情结作祟。若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历史疑虑。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中国第一位皇帝文学理论家，给后来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论》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这么一说，一个做皇帝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作家吗？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家的命运如何，御用也罢，非御用也罢，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