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不搭界的话题，作家者何？按照王渔洋的话说，“乃一酸丁也”而已。这话说得多少有点损，但在皇帝眼里的作家，也确实就是这副酸不溜丢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模样，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里去。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流儒雅的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者，身边总是有一些作家陪侍着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的，年纪大的，叫作“庭筵讲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请吃饭，然后，沏上茶再来讲文学；朱元璋的后代朱翊钧，就在这庭筵上发表过高论：“贞观之治有什么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几位庭讲的翰林院学士吓一跳，因为这个后来躺在定陵里的皇帝，实在是很不怎么样的统治者，明朝就是从他神宗时代开始走向衰败的，不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也是一个无能的庸主。他认为：“李世民杀弟欺父，算什么英主？”当场的御用文人们，只得连连称是。“陛下英明高见，佩服佩服！”至于那些身份一般，年岁不大，就叫“侍读学士”，例如武则天的上官婉儿，那就算是随叫随到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这恐怕是讲完了文学，再行赐饭，顶多御厨房里添两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荡了。
一个作家能够被召侍奉皇帝，应该说是一份美差。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点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还不要不识抬举。老实说，也没有一个作家，敢不识相予以拒绝。东汉末年，董卓擅国，他也像皇帝一样地作威作福起来。为了粉饰暴政的门面，想起了当时的一级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这位老先生到洛阳来做官。蔡邕正是怕给这个废帝弑后的军阀当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话来：“我这个人是好杀人的，如果蔡先生不来洛阳，和我谈谈文学，对不起，我不仅杀他，还要灭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与其被他砍头，还不如和他聊聊文学新概念或者什么后现代主义呢！
于是，他屁颠屁颠地坐着牛车奔赴洛阳报到，半年之内，被董卓连着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禄很高，赏赐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责任很小，工作很少，负担很轻的差使。因为皇帝日理万机之余，大部分时间是要去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厮混，不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和这些作家谈诗词歌赋、文章典籍。封建社会里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这份帝王的青睐。那个“吹皱一池春水”的冯延巳，给南唐的中主李璟捧哏逗闷，那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称作风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
会里一些知识分子，就把这些皇上身边的作家，叫作“御用文人”，看不大起的。这里面，有属于正直的蔑视，有属于清高的自负，也有的是属于眼红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圣人也难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欢呷醋吃味的。这就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便要说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这后一种作家，认为自己比那班御用文人，文才要高，学问要大，资格要老，声望要好，只有他才应该被恭请到京城，一顶青衣小轿，从东华门抬进，直到乾清宫御书房坐下来，与皇帝指点文学，挥斥作家。可是这座位由别人坐了，只好作东篱种菊、悠然南山状了。御用文人由于太靠近皇帝的缘故，容易得到别的作家难以得到的那些荣誉声名，权势金钱。因此，得不到的作家于是乎很生气，或者生闷气。“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自恋自虐之余，抽不冷子金刚怒目，也是应该能够理解的。
御用文人不招人待见的方面，也是令同行颇为齿冷的，就是他有机会在皇帝耳边嚼舌头根，或者参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报作家可疑动向之类，深文周纳，是叫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道查抄圣旨下，合家合户充军发配，罚往乌苏里台给披甲人为奴，都是这些御用文人，给皇帝举报的结果。因为要在字里行间挑起毛病来，同行最是行家里手。
宋代的苏东坡，这位大师由于反对新政，被挤出了京城，一度在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过他，鸡蛋里挑骨头，还在找碴。这也是小文人被大师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逆反心态。一旦文学上无力一较短长，就依靠政治优势来收拾对手。而最厉害的栽赃诬陷，莫过于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由于苏东坡的一首咏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帮人串起来告到皇帝那里，硬诬他是在诋毁宋神宗。此类手法虽然笨拙，但却从古至今，盛行不衰。尽管呆傻儿当皇帝者不少，不过这位皇帝还不算十分白痴，他还能和那些御用文人辩争：“苏轼写的是古柏，与朕何干？”有一个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头撞阶，说：“龙即陛下，陛下即龙，这种心怀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于是一封诏书，将东坡先生从湖州递解回开封，关进大狱。然后组织专案班子，把这位大师的作品，一一过筛。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倒一点不讲文学规律了。
话说回来，太接近皇帝的文人，也并不太值得羡慕。好处固然很多，但风险也很大。《韩非子·说难》里提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玩龙，或陪龙玩，倒很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不知什么时候，老虎狮子兽性大
发，咬你一口，抓你一把，不死也得掉层皮那样。皇帝老子高兴起来，和你唱和一首，填词两阕；要一翻脸，轻则卷铺盖，重则掉脑袋，在史书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提到陆贾这位文化人和刘邦的争论。因为他“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这番话颇具有工农洒脱率直的本色，“老子就是大老粗，你怎么着？”不过，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早一位写诗的人，有点文学灵气，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应该说是豪放一派的。比之他的敌手项羽的“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那种悲观色彩，确乎不同，有大家风范。所以，他只是恼火骂两句，也就罢了。顶多撒起野来，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用，故意往里面小便，仅此而已。
可流氓无产者朱元璋，就没这便宜了。这个当过小和尚，当过要饭花子，当过兵贼的皇帝，出身成分自是呱呱叫的好，但他对于文化人的阶级拒绝心理，严重失衡，接近变态，成了一个疑虑成性、狂虐嗜杀的暴君。哪怕是在拍他马屁的文章中，有可能联想到他当和尚、当兵痞者的同音字，也会马上推出午门斩首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最残忍的刑法之一，就是将犯人的皮，整张剥下来塞上草，所谓“剥皮揎草”，他是最爱采用的。所以给他当御用文人，下场好者不多。甚至他儿子的老师，他的五经师，可称为他的第一御用文人宋濂，差点也被他砍了脑袋。
据明徐祯卿《翦胜野闻》载：“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觐陛阶。’既归，每就帝庆称贺如约。帝念旧，恋恋多情深。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其罪！’帝微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