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历代农民“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行为，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因而也就具有革命的意义。教科书都这样写着的。但实际上，中国封建王朝这种由张三而李四，由李四而王二麻子的改朝换代，龙床上的脑袋变了，冠冕下的面孔变了，但今天的农民，打倒昨天的农民以后，那锅封建制度的老汤，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所以，这锅老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咕嘟”了三千年之久，这正好说明农民革命乃时代进步的推力，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一部二十四史告诉我们，每一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变化，是以血腥的战争为代价，是以赤地千里、人口锐减、神州陆沉、一劫不复的巨大社会成本为代价而实现的。所以，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必然是一次历史的倒退，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文化的灭绝。朱元璋，当他洗干净腿上的泥巴，在金銮殿上南面为王的时候，比起所有同类项的皇帝，对于文人、才俊、学者、儒生；官佐、吏员、书办、刀笔之类的知识分子，其警惕、戒惧、防范、敌视之心，其打击、镇压、排斥、杀戮之意，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位三十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时期。

吴晗作《朱元璋传》二十年，四易其稿，就是因为他无法将这个皇帝，写成主流历史学家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这个嗜杀的太祖，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约三百多个帝王中间，也就只有他，是真正来自草根阶层的卑微人物。几千年来，农民起来造反者无数，失败者也无数，而他却是成功坐上龙椅的唯一。与他景况相类似者，还有一个，那就是汉高祖刘邦。近人钱穆说：“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者，只有明太祖。”不过，刘邦非绝对之平民，当过泗水亭长，介乎派出所所长与街道委员会主任之间，官职不高，但吃公粮，领取九品或从九品的俸禄，用公帑支付工资，那就是官员。在中国，再小的官也是官，官，就是管，管，就是权。亭长，管辖约方圆十里的范围，后来，他发达了，又回到他当亭长的老家，一张口，“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那底气，那声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一个升斗小民吼得出来的。

朱元璋好杀人，明代无名氏的《翦胜野闻》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这一点，刘邦有点惭愧，但要论牛气、大气，朱元璋就差池多了。明代陈继儒《狂夫之言》中载：“太祖常躬祭历代帝王庙，至汉高像前曰：‘我与公皆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汉子！’命再加一爵。”其实，朱元璋这个赤贫无产阶级，或*****，根本没法跟泗水亭长相比。从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某自幼多疾，舍身皇觉寺中。甲申岁，父母长兄俱丧，某托迹缁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乱，淮兵蜂起，掠入行伍……”来看——

他的职业：

一、当过和尚，

二、混过盲流，

三、干过兵痞，

四、做过蟊贼；

他的履历：

一、在地主家放过牛，

二、在庙宇里挂过单，

三、在流浪时讨过饭，

四、在落草中打过劫。

明代这位开国帝王，自称起自布衣，托迹缁流，掠入行伍，适天下大乱，遂起兵滁州。这当然都是拣好听的说，他明白，当过和尚，当过兵痞，游方讨饭，打家劫舍，并非十分光彩之事。所以，他在自撰《朱氏世德之碑》的文中，总是强调“上世以来，服勤农业”，“先祖营家泗上，置田治产”。其实，他

只是一个无家无业的“流民”，与土地、与农业、与春种秋收，了无关系。

“流民”，属于江湖，而江湖，是周旋于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流离分子组合体，他们有时站在官方立场，鱼肉百姓；有时也站在民间立场，反抗苛政。当统治者强，他们是统治者的狗腿子；当受压迫者强，他们又成为造反的急先锋。每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日，便是他们铤而走险、亡命冒险、举事起义、投机搏命之时。农民因为田地的羁绊，其革命性，远不如这些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痞子先锋来得坚决，所以，朱元璋就因为他非本质上的“农民”，而单枪匹马在江湖上历练了差不多四十年，才打下这份江山。说实在的，这是他的光荣，完全用不着讳莫如深的。

虽然按照今天的观点，这都是他的优势，他比刘邦更无产阶级，更苦大仇深，更彻底革命，更立场坚定，但在封建时代人们眼里，这都成为他的劣势，这些不光彩的过去，那是上不得台盘的。为这些阶级胎记，当上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很自卑，很恼火，很觉得玷污自己，很感到耻于谈论。这样，他说，可以，别人说，不行，构成他绝对碰不得、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洪武年间，开科考士，太祖翻阅考中的生员名单，一名来自江西婺源的姓朱的举子，吸引住他的目光。如果此人是南宋朱熹后裔的话，排个转折亲，攀上一位先贤当祖宗，岂不很是光彩么？那个考生当然了解太祖杀人不眨眼的脾气，哪敢撒谎，连忙申辩与朱熹并非同宗，连远房也不是。朱元璋一想，这样一个学子，都不冒认圣人为祖，朕就更犯不着了，遂寝息了这个认祖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