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又响起了好些天没听到的钢琴声了。现在餐厅里只剩下吴纬和刘钊，还在撤走了饭菜的餐桌旁边坐着。很明显，他有话想对她讲；她呢，也有点想同他谈谈的意思。

韩潮上楼给省城的高峰打电话去了。关于在花园街五号接待外商奥立维的事情，虽然省外事部门早就批准了刘钊的计划，同意请韩潮在可能的情况下抽空一见，增进友谊，有利工作开展。但韩潮觉得还是要告诉高峰一声，免得引起一些非议。而且他也估计到，即使如此，非议也不会少，因为有些不甘寂寞的人，并不以抛头露面就满足的。舌头不会闲着，要搬弄是非，手不会闲着，要搞搞小动作，脚不会闲着，抽不冷子踢谁一脚，踹谁一脚，都是属于全武行的把式，鸡蛋里也会挑出骨头来的。

对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把家从北京搬来的省委书记，大家总有一个感觉：他大概不会呆长，是个过渡阶段的人物。所以，不少人对他采取观望态度。韩潮是从心里尊敬这位老上级的，尤其欣赏他的工作作风。不过，考虑到许杰对于临江的关切，也只能对高峰保持似乎是不即不离的态度。到省城去开会，很少单独同他交谈；他来临江，也从来不进花园街五号。然而，他俩倒经常在中午通通电话。有时候，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史书上的一段记载，都能成为交谈的主题。

“啊！是你，老韩……”对方快活地答应着。

“打扰你的午睡！”

“我不困……”

在地下室餐桌旁坐着的两个人，也这样说着。

“大姐，你午睡去吧！”

“不，我不困……”

钢琴在叮叮咚咚地响着，大概是一支手指练习曲。它使人联想起幼儿园里的滑梯，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又滑下来。此刻刘钊的心情也是这样。他想鼓起勇气，说些什么的时候，好不容易把要说出的话送到舌边，还没等张嘴，又随着一口唾液，咕嘟咽了下去。

要说刘钊是个胆怯的人，缺乏勇气的人，不敢当机立断有所作为的人，谁也不会相信的。当那艘江轮由于要创千吨轮拉万吨货的奇迹，超负荷运行，锅炉烧到了即将爆炸之际，他看到一个女实习生，已经吓得瘫软在机器旁，无力挣扎的紧急关头，他不也敢豁出命钻到令人窒息的锅炉后边，把那个魂不附体的姑娘拖出来么？可一涉及到自己，刘钊张嘴之难，比钻进火海去扳住油管截门，还费踌躇啊！假如和吕莎毫无任何瓜葛，他会直截了当地对吴纬把话端出来：“你没有理由把莎莎这样无限期地耽搁下去？难道大宝还有治愈的希望么？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许能构成一个对他适应的环境，因为大家都同他一样的话，也就不存在疯不疯的问题了。否则，任何奇迹都不会在他身上出现了……”可现在讲什么呢？让吴纬同意吕莎和大宝离婚，让她说：莎莎，可怜的莎莎，委屈你这么多年，不能再让你委屈了，你还是去寻找你的幸福吧！孩子！我舍不得你走，可我也不能那样自私。去吧！我知道你从小那样依恋刘钊，我知道你爱他才到省城读书去的，我也知道你在他受伤以后，你像妻子一样在温泉镇陪着他，莎莎，你难道看不出来么？他一直在等待着你呢！……想到这里，刘钊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一个做母亲的人，哪怕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会宣判自己儿子的死刑啊……

“大姐，”刘钊想了半天，说了一句，“我也想不透，住在花园街五号的人家，好像都不顺当呢！”

在琴声里，吴纬努力轻松地一笑，但在那样沉重的心情底下，笑意还没有在脸上充分展露，便消逝了。“刘钊，我当然不迷信，大宝的精神错乱是早年间就有病根的。不过，老韩身体弄成这样，动不动犯病，倒是搬进花园街五号以后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刘钊，有时候我会感到突然的恐惧，也许一下子失掉他们三个人。”

“不会的！”他安慰着她。

“我现在还猜测不出，老韩的态度变得这样明朗以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对工作有利还是不利？也许他公开地支持改革，使局面打开，风调雨顺；也许激起更强烈的反对，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莎莎那篇报告文学不过是个信号罢了！老韩这把子年纪，还有多大力气去打架？还有多少劲头去摔跤？他那莫名其妙的病，我真担心一下子晕过去，再也回不来！……”

“不会的，不会的！”他刘钊除了这句话，还能说什么呢？假如是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准会说：“得啦，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或者：“大姐，亏你说得出来！”然而，现在，完全能够看到的是，她的儿子实际上等于失去了，而这种失去比死亡还痛苦，因为还不知要折磨她多少时候。吕莎呢？早晚也是要离开的。至于韩潮，要是按照花园街五号那可怕而又阴沉的规律，一个新主人的到来，必定意味着旧主人的结束，倒也真是有点逐步接近于应验的程度。尤其是突然地正面投入战斗，也许在最后的较量中败北，再出现一次防火梯上的晕厥、一病不起。

生活里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楼上，韩潮在电话里对省委书记讲：“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对我身体的关心，我决不会专门跑到省里或者北京去治病。”

“你我是同龄人，还得多干几年，帮帮新同志在领导岗位上站稳脚跟啊！”

韩潮开玩笑地说：“可你连家都不搬来！大伙儿把眼睛瞪着！”

“让他们瞪着去吧！过去我们参加革命，谁背着个家去的？有一句古语，叫做大丈夫国难未已，何以家为？现在虽说不上国难，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中央把我派来，我不办正事，先经营安乐窝，说不过去的。把省委新班子搞好，我还想搞调查研究写文章呢！干吗背上家的包袱？你知道，家这个东西，好处和坏处，优点和缺点，各占一半。现在，对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家庭形式，好像研究的人还不多呢！”

他不愿和高峰探讨这个问题：“省委班子快定了吧？”

“快了！”对方长出一口气，语气不那么肯定。

“意见不一？”他知道省委内部也有点疙疙瘩瘩的。

“有意见我倒不怕，问题是统一认识难，各人用各人的框框去量。你得下工夫让他把尺子改成公制，一心秉公的公，就相当的费劲。唉，我看了你们常委投的票，其中有一张空白票，光打个问号，是你吧？”

韩潮乐了。看来，老头子并不近视，看得很准。

“你呀你呀！我上次给你讲了一个祁奚的典故，这回，再给你讲一讲乐毅，讲一讲韩信，怎样？”

“好啦好啦！”韩潮只知道项羽看不上，而被刘邦、萧何网罗走的韩信，却不知道在黄金台拜相的乐毅，便对高峰说：“还是闲言少叙吧！接待外宾的事——”

“同意！”他从来是干脆的。

“盖房子的钱——”

“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许杰不成问题，只要你点头，那些不是红军，想住红军楼的人，有了着落，可能会少设置些障碍。而且

我让刘钊去抓干部楼的工程，来个高速度——”

“让步政策？”

“我不得不如此，老高！”

“也罢！”高峰说，“你还是要到省城来看看你的病，动不动晕过去，动不动看见个大活人在面前，是怎么回事呢？”

“人活六十六，够本啦！”

“我是非常郑重地对你讲的哦！”

“我也是非常郑重地回答你嘛！……”他笑得很轻松，根本没把病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自己决不是能被病魔压倒的人，否则，也不会亲自到临江大厦工地去开创改革局面了。

吴纬泪水充盈地瞅着刘钊：“你说我该怎么办？老韩由他去了，大宝也只好如此了，可她呢！刘钊！”

“莎莎？……”

他们俩都朝琴声传来的方向看着。吴纬说：“我也不知道让她等到哪一天？你说大宝的病——”

刘钊不忍伤她的心，实际上这种病每发作一次，病情就加重一分。现在又被教授带到他那一堆“文革”藏品中间去，能有什么好处？已经实验了多少次，虽然那些传单、小报、像章、袖标，会使他暂时回到梦境里去，得到片刻的宁静，可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厉害的一次发作。教授那里，也许可以使他安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难道不也存在一次更强烈的大发作的可能性吗？因为要接待外宾，韩潮让她把大宝送回温泉镇的精神病院去，恰好，教授为了那幅根本已经不在博物馆的画，来找吴纬，于是，她把大宝托付给他，准备过一两天再接回来，她怎么也舍不得把儿子送到医院里去。

“我不知道莎莎的难处么？她嘴上不讲，我当妈的心里也完全明白，我不应该耽误她的前程、她的幸福。可万一有一天大宝好了——”

那急骤地爬上去、又滑下来的琴声，就像电影新手喜欢搞的一招——定格似的，戛然而止，停在滑梯中间了。刘钊完全应该讲：“还有什么万一啊？大姐，精神病院的医生对我说，所有可能的治疗手段都用过了，死心吧！不要存在幻想了！”从钢琴室里走过来的吕莎，用眼睛盯着他，那眼光里包含着多少希冀啊！但是她知道，刘钊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说出使她妈绝望的话来的。他对人也许有点歹毒，那要看是对谁。他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而所作所为又决非共产党行径的人，确实是既辣且狠。不过，他对于心地善良的普通群众，对于曾经给过他温暖的同志，更甭说对于韩潮这一家人了，那感情是十分真挚而深重的，不会在人家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如果那样无情无义，也就不是他刘钊了。

“妈，上楼去吧！”吕莎说。

“好吧，你们先上去，我关照阿姨一声！”

他俩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吕莎问：“因为我弹琴，妈妈有想法啦？”

“那天我来，你吃完饭撂下筷子就走；今天大宝刚离开，琴又响了，能不触动大姐的心么？”

吕莎也怪委屈地：“怪我吗？他在的时候，只要我一动琴，他就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弹得越响，他吼得越凶。最后，他就呼口号，‘打倒文艺黑线’，‘打倒修正主义’，‘向旗手学习，向旗手致敬！’吵得我头晕脑涨，有什么办法，不是我不弹，是他不让我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