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又响起了好些天没听到的钢琴声了。现在餐厅里只剩下吴纬和刘钊,还在撤走了饭菜的餐桌旁边坐着。很明显,他有话想对她讲;她呢,也有点想同他谈谈的意思。
韩潮上楼给省城的高峰打电话去了。关于在花园街五号接待外商奥立维的事情,虽然省外事部门早就批准了刘钊的计划,同意请韩潮在可能的情况下抽空一见,增进友谊,有利工作开展。但韩潮觉得还是要告诉高峰一声,免得引起一些非议。而且他也估计到,即使如此,非议也不会少,因为有些不甘寂寞的人,并不以抛头露面就满足的。舌头不会闲着,要搬弄是非,手不会闲着,要搞搞小动作,脚不会闲着,抽不冷子踢谁一脚,踹谁一脚,都是属于全武行的把式,鸡蛋里也会挑出骨头来的。
对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把家从北京搬来的省委书记,大家总有一个感觉:他大概不会呆长,是个过渡阶段的人物。所以,不少人对他采取观望态度。韩潮是从心里尊敬这位老上级的,尤其欣赏他的工作作风。不过,考虑到许杰对于临江的关切,也只能对高峰保持似乎是不即不离的态度。到省城去开会,很少单独同他交谈;他来临江,也从来不进花园街五号。然而,他俩倒经常在中午通通电话。有时候,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史书上的一段记载,都能成为交谈的主题。
“啊!是你,老韩……”对方快活地答应着。
“打扰你的午睡!”
“我不困……”
在地下室餐桌旁坐着的两个人,也这样说着。
“大姐,你午睡去吧!”
“不,我不困……”
钢琴在叮叮咚咚地响着,大概是一支手指练习曲。它使人联想起幼儿园里的滑梯,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又滑下来。此刻刘钊的心情也是这样。他想鼓起勇气,说些什么的时候,好不容易把要说出的话送到舌边,还没等张嘴,又随着一口唾液,咕嘟咽了下去。
要说刘钊是个胆怯的人,缺乏勇气的人,不敢当机立断有所作为的人,谁也不会相信的。当那艘江轮由于要创千吨轮拉万吨货的奇迹,超负荷运行,锅炉烧到了即将爆炸之际,他看到一个女实习生,已经吓得瘫软在机器旁,无力挣扎的紧急关头,他不也敢豁出命钻到令人窒息的锅炉后边,把那个魂不附体的姑娘拖出来么?可一涉及到自己,刘钊张嘴之难,比钻进火海去扳住油管截门,还费踌躇啊!假如和吕莎毫无任何瓜葛,他会直截了当地对吴纬把话端出来:“你没有理由把莎莎这样无限期地耽搁下去?难道大宝还有治愈的希望么?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许能构成一个对他适应的环境,因为大家都同他一样的话,也就不存在疯不疯的问题了。否则,任何奇迹都不会在他身上出现了……”可现在讲什么呢?让吴纬同意吕莎和大宝离婚,让她说:莎莎,可怜的莎莎,委屈你这么多年,不能再让你委屈了,你还是去寻找你的幸福吧!孩子!我舍不得你走,可我也不能那样自私。去吧!我知道你从小那样依恋刘钊,我知道你爱他才到省城读书去的,我也知道你在他受伤以后,你像妻子一样在温泉镇陪着他,莎莎,你难道看不出来么?他一直在等待着你呢!……想到这里,刘钊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一个做母亲的人,哪怕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会宣判自己儿子的死刑啊……
“大姐,”刘钊想了半天,说了一句,“我也想不透,住在花园街五号的人家,好像都不顺当呢!”
在琴声里,吴纬努力轻松地一笑,但在那样沉重的心情底下,笑意还没有在脸上充分展露,便消逝了。“刘钊,我当然不迷信,大宝的精神错乱是早年间就有病根的。不过,老韩身体弄成这样,动不动犯病,倒是搬进花园街五号以后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刘钊,有时候我会感到突然的恐惧,也许一下子失掉他们三个人。”
“不会的!”他安慰着她。
“我现在还猜测不出,老韩的态度变得这样明朗以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对工作有利还是不利?也许他公开地支持改革,使局面打开,风调雨顺;也许激起更强烈的反对,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莎莎那篇报告文学不过是个信号罢了!老韩这把子年纪,还有多大力气去打架?还有多少劲头去摔跤?他那莫名其妙的病,我真担心一下子晕过去,再也回不来!……”
“不会的,不会的!”他刘钊除了这句话,还能说什么呢?假如是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准会说:“得啦,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或者:“大姐,亏你说得出来!”然而,现在,完全能够看到的是,她的儿子实际上等于失去了,而这种失去比死亡还痛苦,因为还不知要折磨她多少时候。吕莎呢?早晚也是要离开的。至于韩潮,要是按照花园街五号那可怕而又阴沉的规律,一个新主人的到来,必定意味着旧主人的结束,倒也真是有点逐步接近于应验的程度。尤其是突然地正面投入战斗,也许在最后的较量中败北,再出现一次防火梯上的晕厥、一病不起。
生活里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楼上,韩潮在电话里对省委书记讲:“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你对我身体的关心,我决不会专门跑到省里或者北京去治病。”
“你我是同龄人,还得多干几年,帮帮新同志在领导岗位上站稳脚跟啊!”
韩潮开玩笑地说:“可你连家都不搬来!大伙儿把眼睛瞪着!”
“让他们瞪着去吧!过去我们参加革命,谁背着个家去的?有一句古语,叫做大丈夫国难未已,何以家为?现在虽说不上国难,可问题成堆,困难成堆,中央把我派来,我不办正事,先经营安乐窝,说不过去的。把省委新班子搞好,我还想搞调查研究写文章呢!干吗背上家的包袱?你知道,家这个东西,好处和坏处,优点和缺点,各占一半。现在,对于共产主义时代的家庭形式,好像研究的人还不多呢!”
他不愿和高峰探讨这个问题:“省委班子快定了吧?”
“快了!”对方长出一口气,语气不那么肯定。
“意见不一?”他知道省委内部也有点疙疙瘩瘩的。
“有意见我倒不怕,问题是统一认识难,各人用各人的框框去量。你得下工夫让他把尺子改成公制,一心秉公的公,就相当的费劲。唉,我看了你们常委投的票,其中有一张空白票,光打个问号,是你吧?”
韩潮乐了。看来,老头子并不近视,看得很准。
“你呀你呀!我上次给你讲了一个祁奚的典故,这回,再给你讲一讲乐毅,讲一讲韩信,怎样?”
“好啦好啦!”韩潮只知道项羽看不上,而被刘邦、萧何网罗走的韩信,却不知道在黄金台拜相的乐毅,便对高峰说:“还是闲言少叙吧!接待外宾的事——”
“同意!”他从来是干脆的。
“盖房子的钱——”
“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许杰不成问题,只要你点头,那些不是红军,想住红军楼的人,有了着落,可能会少设置些障碍。而且
我让刘钊去抓干部楼的工程,来个高速度——”
“让步政策?”
“我不得不如此,老高!”
“也罢!”高峰说,“你还是要到省城来看看你的病,动不动晕过去,动不动看见个大活人在面前,是怎么回事呢?”
“人活六十六,够本啦!”
“我是非常郑重地对你讲的哦!”
“我也是非常郑重地回答你嘛!……”他笑得很轻松,根本没把病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自己决不是能被病魔压倒的人,否则,也不会亲自到临江大厦工地去开创改革局面了。
吴纬泪水充盈地瞅着刘钊:“你说我该怎么办?老韩由他去了,大宝也只好如此了,可她呢!刘钊!”
“莎莎?……”
他们俩都朝琴声传来的方向看着。吴纬说:“我也不知道让她等到哪一天?你说大宝的病——”
刘钊不忍伤她的心,实际上这种病每发作一次,病情就加重一分。现在又被教授带到他那一堆“文革”藏品中间去,能有什么好处?已经实验了多少次,虽然那些传单、小报、像章、袖标,会使他暂时回到梦境里去,得到片刻的宁静,可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厉害的一次发作。教授那里,也许可以使他安静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难道不也存在一次更强烈的大发作的可能性吗?因为要接待外宾,韩潮让她把大宝送回温泉镇的精神病院去,恰好,教授为了那幅根本已经不在博物馆的画,来找吴纬,于是,她把大宝托付给他,准备过一两天再接回来,她怎么也舍不得把儿子送到医院里去。
“我不知道莎莎的难处么?她嘴上不讲,我当妈的心里也完全明白,我不应该耽误她的前程、她的幸福。可万一有一天大宝好了——”
那急骤地爬上去、又滑下来的琴声,就像电影新手喜欢搞的一招——定格似的,戛然而止,停在滑梯中间了。刘钊完全应该讲:“还有什么万一啊?大姐,精神病院的医生对我说,所有可能的治疗手段都用过了,死心吧!不要存在幻想了!”从钢琴室里走过来的吕莎,用眼睛盯着他,那眼光里包含着多少希冀啊!但是她知道,刘钊决不会在这种时候,说出使她妈绝望的话来的。他对人也许有点歹毒,那要看是对谁。他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而所作所为又决非共产党行径的人,确实是既辣且狠。不过,他对于心地善良的普通群众,对于曾经给过他温暖的同志,更甭说对于韩潮这一家人了,那感情是十分真挚而深重的,不会在人家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如果那样无情无义,也就不是他刘钊了。
“妈,上楼去吧!”吕莎说。
“好吧,你们先上去,我关照阿姨一声!”
他俩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吕莎问:“因为我弹琴,妈妈有想法啦?”
“那天我来,你吃完饭撂下筷子就走;今天大宝刚离开,琴又响了,能不触动大姐的心么?”
吕莎也怪委屈地:“怪我吗?他在的时候,只要我一动琴,他就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我弹得越响,他吼得越凶。最后,他就呼口号,‘打倒文艺黑线’,‘打倒修正主义’,‘向旗手学习,向旗手致敬!’吵得我头晕脑涨,有什么办法,不是我不弹,是他不让我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