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对爱打冰球的人来说，无疑是难捱的日月。他们看着那落满灰尘的头盔，失去光泽的冰刀，以及倚在墙角的球拍，心里直是抱怨冬季为什么不早点来临。

几个壮实的小伙子在市府大楼里乱闯，逢人就问：“喂，刘钊在哪个办公室？”

冰球，大概是绝对属于男子汉的运动项目。你看那一个个粗犷剽悍的样子，把楼梯踩得咚咚响，走起路来带着一阵风，真是威武豪壮。他们沉重扎实的脚步，使得首脑机关里那些品茗的、看报的、埋在文件堆里画圈的大小干部都莫名其妙：“干吗的？他们是干吗的？”

“找刘钊的！他躲哪儿去啦？”

人们大不以为然地直晃脑袋。但他们不是为这些冰球队员摇头，而是为刘钊摇头。觉得他这样身分的人，竟然和这些三教九流的家伙为伍，至少说明他内心里，也有许多上不得台盘的气质。张武不去说他了，劳改释放犯，那个自谋职业的理发员也不去说他了，最近，他又帮几个待业青年，开了个美味佳饭店，开张那天，他居然去碰杯，贺喜……唉！唉！像个什么样子噢！看看，打冰球的也到领导机关里瞎撞乱跑了！

其实，这些冰球队员并不了解，办公大楼的布局，基本上和体育场的道理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办公大楼是从体育场发展而来的。因为世界上先有古罗马的竞技场，尔后才出现办公大楼。所以办公大楼是严格遵循着看台原理分配房间的。最下面的一层楼，类似于运动场场地周围的座席，通常是捡球的、计分的、送饮料的，以及医护人员坐的地方；在楼里就是什么收发、文书、行政、庶务、司机班、卖饭票的一个一个房间。在竞技场里那古罗马三执政，或者威武的恺撒大帝曾经坐着观看斗兽的座席，到近代设施的体育馆里，变成了主席台；那办公大楼的第二层就是主席台座位的房间化了。你可以看到，副市长，各部、委、局的首脑，都在这里兢兢业业地办公，考虑着临江市的大政要务，其中也包括酱油断档的问题。三楼往上，基本上相当于运动场里那又高又远的看台了。

冰球队员们着实恼火：“难道刘钊像达赖喇嘛一样，非在最高一层？”

“四楼！”好心的人告诉他们。

即使告诉是在四楼，这些冰上健儿也并非轻而易举能找到刘钊。那么多办公室，看得他们眼花缭乱：“清仓核资办”、“扭亏增盈办”、“落实政策办”、“三废治理办”、“电视大学办”、“落实私房办”、“计划生育办”……刘钊究竟在哪个“办”呢？他们又看到一个房间门口，挂着“绿办”的牌子，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谁提醒，说刘钊爱穿黄不黄、绿不绿的衬衫，这也许是他搞的什么代号。于是，敲门进去，一问，才知道是城市绿化办公室，无可奈何

，只得道声歉，退了出来。一直到走廊尽头，从一扇敞着门的房间里，他们才听到刘钊正对着电话在叫嚷：“……你告到省行也没用，常委已经做了决议的东西。我说老弟，你比我还愚！那是小说，那是戏剧，来个支持改革的上级领导，讲一通正确道理，矛盾就解决了。哪有那好事！我暂时不得不妥协，拨款吧！老弟，把问题捅出来，本身就是个胜利。”

房间可够狭窄的，文革期间，这里关过吕况，至今残迹犹存。不过，刘钊倒是好将就的人，他不像那些斤斤计较的同事，乘什么牌号的车子？住什么级别的房子？安排什么样的办公室？坐硬椅，软椅，还是圈椅？自己轿车牌照的号码，靠前，还是靠后？等等等等，都是很当一回事的。刘钊倒无所谓，横竖他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有限，像云游神似的，骑着那辆破车，满临江来回跑着。

“刘钊，刘钊……”几个冰球队员呼啦一下，挤进门去。把正坐在办公桌旁，显然是来找刘钊商量工作的酱油厂厂长老矫，以及拖拉机厂的几个领导干部，吓了一跳。因为这屋里的气氛，本来就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墙壁上“打倒”、“油炸”之类的字样，虽然已经斑驳脱落，但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见），这会儿又冲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把屋子挤得满满登登，老矫还以为又要揪斗谁了呢！他几乎条件反射地要站起来低头请罪了。直到今天，酱油厂的问题还未解决，市场上卖的外地酱油，八毛一瓶，老百姓怎么会不骂街呢？

刘钊打完电话，跑过来，一边招呼：“小伙子们！”一边赏给他们每人结结实实的一拳。然后，像打进一球似的，他被团团围住。

“好啊！刘钊，你一当官，把弟兄们给忘了！”

“天地良心，我实在腾不出工夫！”

“你可真够意思，张罗盖少年宫，凑份子捐款，动员各厂矿企业掏腰包。为什么不募募捐，给临江市盖一个室内人工冰场？”

“什么？”刘钊莫名其妙。

“你别装糊涂好不好？就像北京的首都体育馆，三伏天也能在里面打冰球。”

老矫叹口气：“年轻人，还是先把酱油厂盖起来，再修你们的滑冰场吧！”拖拉机厂的几个新领导，也都不以为然。

刘钊让酱油厂和拖拉机厂双方继续谈条件：“你们甭管我们运动员的事，谈你们的，互不干扰。我负责牵线搭桥，算是个媒人，把你们两家捏合到一块，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老矫，他们要你的地皮，你要他们资助。没关系，拖拉机厂现在腰粗气壮，你就张嘴吧！”接着，他把几个小伙子拉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各位怎么啦？”

“省城在盖冰上体育馆。”

“我知道。”

“为什么临江不盖？”

“问我？我问谁？不过，要我回答，也很简单，没钱！”

几个人几乎同时地：“没钱？没钱干吗盖少年宫？”

“因为家家都有孩子，可不一定家家都有打冰球的。再说，临江市的体育设施虽说不多，但总还有一点；可少年宫在哪儿？哎，对了，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我们自己！”

“你们打冰球行，撒谎可不灵。告诉我，谁？”

冰球队员自然不肯说。他现在有点后悔不该在少年宫的问题上，多了一句嘴，这说明自己是多么的不成熟，成了人家借以进攻的一个口实。怪不得铁路分局要开办知青旅馆，也来找过两次，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我管得着么？支使这些人来骚扰的，究竟是什么用意？倘若管了，必然招致主管者的忌恨；要推托不管，张嘴的主又该不满意。妈的，暗中给我使绊子，够歹毒的。

不过，要认为刘钊就不敢揽事，不敢承担责任，那可是错打算盘。他那结实的肩膀，再重的担子，也不会畏缩的。“知青旅馆怎么样？你以为我不敢助一臂之力么？人家常州、南通都已经解决就业问题，临江差老了。安排知青工作是不是好事，是好事找到我头上，我干吗不管？”刘钊才不在乎别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是为民解忧，为党增光的事，无不欣然应命。他甚至把那个待业青年集资办的美味佳饭店，开到市府斜对面的胡同里，给他们延聘了一位退休厨师，敢给你上一道乌克兰烤乳猪！

诸位同志，请光临品尝吧！

为这些不依赖国家而自谋出路的小青年们，喝一声彩吧！

刘钊恨不能站在马路上为这些青年人大声疾呼。

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刘钊怎么能有这么高的兴致，这么大的干劲，而且又有这么多的事情可做？连孩子们的少年宫，他也张罗奔走，求爷爷告奶奶……

他自己也弄不懂在那么多可做的事情中，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少年宫？为什么一定要在临江建成一座比其他任何城市，都不逊色的少年宫？除了因为这是一桩绝顶的好事外，他始终记得入党时，吕况关于儿童乐园的谈话，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每次走进花园街五号，那成群结队的鸽子（它们好像认识他）朝他飞来的时候，他总想象草坪上有一群红领巾，完全像吕况所描绘过的样子。

“算啦，小伙子，回去吧！还是等着大自然给我们冰场吧！国庆节过后，第一场雪就快到啦！”

“你给呼吁呼吁，总是行的，人家都说你有路子！”

“你们不知道，这一回我打了个死球，马上要在我方球门前争发球呢！我当然有路子，可是别人不买账。中央的改革方针，就是我的路子，在临江不照样挨顶？”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老矫接了以后，喊他：“喂，你的电话！”

“怎么样，你们谈的这桩买卖？”刘钊走过去。

两厢情愿的交易，

自然好谈。因为酱油厂放弃这块地皮，搬迁到郊区去建新厂，拖拉机厂除应付的地皮钱、搬迁费外，还同意解决几辆大客车和资助几万元，以解决职工上下班的交通问题。而且，新厂的全部设备安装，也由拖拉机厂负责。

“真有点不好意思！”老矫说，“这回就看丁晓啦！毛主席讲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军非将他不可。反正八毛钱一瓶酱油，他吃得起，我也吃得起！”

拖拉机厂的年轻厂长说：“回头下楼就去找他定盘子。”

“不过，你们太吃亏了！”老矫是个忠厚长者。

刘钊说：“没问题，他们只要扩建一条装配线，这几个钱，很快就能捞回来。”他拿起听筒，没有马上讲话，而是嘱咐那个年轻厂长，“这条装配线招工，可得优先录取酱油厂工人的子女啊！一言为定！”然后他对着听筒，喂了一声。

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是刘钊？”

“我是。你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