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楼圆窗旁边鸽笼下的一块石板，尽管沾满了鸽粪，韩潮还能结合着记忆，清晰地辨认出镌刻着楼房建筑年份和产权所有人卡德林娜的名字。

他记得半个世纪以前，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块石板弄到正在砌砖抹缝的顶楼上，准备镶嵌到迎面的夹山墙上的时候，六指师傅火了，冲他吼着：“你早干什么来着？混账东西，马上就要合顶，这块他妈的墓碑往哪儿安？……”

那时，叫做柱儿的韩潮也只不过十多岁，身单力薄，背着几十斤重的石板，吭哧吭哧地顺着脚手架扛到顶楼，真是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没想到还挨了一顿痛骂。别看六指师傅逛窑子，扎吗啡，自己人品很有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剋起徒弟来，照样是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态。而且他的逻辑是，不管有理无理，长胡子的人总是对的，不长胡子的人永远是败诉的脚色。

“是臭虫——”韩潮满心委屈，指着楼下监工的贝希科夫，“他让我背上来的！”

“他眼瞎，你也眼瞎吗？”六指师傅从脚手架上探出身去，整个身子全靠一条腿钩住杉条悬在半空，瞟了一眼韩潮，似乎说：“小子，我是凭这一手当你师傅，有资格教训你的！”然后，用流利的但是不准确的俄国话，跟贝希科夫吵嚷一阵，终于拗不过楼下那个瘪皮臭虫，转过身来骂道：“这王八蛋要当孝子，先给他老子把墓碑立起来了！”

墓碑？真是不幸而言中！康德拉季耶夫确实是在顶楼里见上帝去了。他师傅一句玩笑话，成了巫师的咒语。盖房子的匠人有许多迷信说道，尽管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韩潮至今也还记得一点。他想，这些东西之所以在印象里留存，主要是生活偏偏验证了的缘故吧？他望着那几个俄文字母，似乎戴着金冠、穿着洁白的纱裙、站在教堂门前的那位新娘形象，又在脑际萦绕。如果说是有什么不祥征兆的话，那么，从她出现在花园街五号就开始了。

好像从开始挖地基那天起，她就出现了。那婀娜娇媚、弱不禁风的身影，总是和忙于擘划、发号施令的伯爵不离不分。只要康德拉季耶夫来到施工现场，稍等一会，他那漂亮的未婚妻便坐着马车赶来。于是，伯爵迎上前去，低下头亲她的手。那个贝希科夫，则远远地摘下帽子，虔诚地向她鞠躬。

脚手架上干活的人准会骂街：“舔屁股虫！”

然后，她就坐在马车的软垫上，眼泪汪汪地瞅着渐渐砌高成形的楼房。夏天，她打一把阳伞；冬天，裹着毛皮大衣，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会突然地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

“瞅着吧！盖房子不图吉利，早晚要落报应的！”

慢慢地，人们终于弄明白伯爵盖这幢楼房的设想，是要把某处他所熟悉的一幢建筑物，原封不动地搬到临江来。后来，大家到底悟过来，仿造的正是卡德林娜童年居住过的房屋。怪不得在施工过程中，她常常触景生情，伤心落泪。也许人们对失去了的东西，总是有一种眷恋之情，所以她能坐在那儿专注地看上半天，似乎沉醉在往日的遐想里。而且，许多建筑的细节，若与她记忆里那座房子稍有不同，就仿佛会破坏她那玫瑰色的梦似的，坚持非改不可。譬如这块烫金石板，既然已经砌不进去了，完全可以免掉，或者另觅一块地方也是无所谓的

，然而贝希科夫摸透他老子的脾气，一句话：“拆！”毫不吝惜地返工。看来，伯爵不惜重赀，目的是为自己心爱的未婚妻，盖这幢她熟悉的房子，使她虽然在异国他乡，也如同生活在原来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韩潮想起那封检举信，还放在花房的茶几上，他觉得最好不要让莎莎看到，便抬脚走进屋里去。

花园街五号就是凭伯爵的记忆、几张褪色的珂□版照片，和卡德林娜本人的不断校正建成的。照六指师傅的话说：“兴许俄国冤大头的钱多得没处花，往水里扔着听响呢！”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盖房法，盖了拆，拆了盖，就像小孩子玩积木似地折腾。然而康德拉季耶夫愿意胡闹，所有人还得捧着，贝希科夫是第一个。韩潮不懂俄国话，他师傅说：“臭虫可真会拍他老子，句句话都像蘸了蜜糖，把老狗熊乐的。”于是，干活的人逐渐摸着老毛子的窍门，知道戗着他的苦处，顺着他的甜头，也都顺竿爬，马屁谁不会拍？把伯爵高兴得直赏大家酒喝。每逢此时，那臭虫举起酒碗，领着干活的人们朝伯爵喊：“虎拉！虎拉！”那顺毛驴被捧得高兴地咧嘴大笑。

现在，韩潮当然明白“虎拉”就是“乌拉”或是万岁的意思了！然而每一次“乌拉”，就是一次折腾。终于以数倍的时间，数倍的钱盖成了康德拉季耶夫打算结婚居住的房屋。

五十年代初期，临江来了一些苏联专家，他们对于当时正是市委书记吕况居住的房子，常常表示出一种惊讶的神色。他们议论过，花园街五号和他们列宁格勒郊外的某幢建筑物，简直像一对孪生姐妹似的。韩潮当然相信。因为卡德林娜是王朝后裔，而有钱的伯爵一心想满足她所有的愿望，再加上他爱折腾，喜欢从折腾中寻找乐趣，所以盖了一幢完全相似的房屋，倒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然而，伯爵并未在他为卡德林娜盖成的宫殿里住上多久，便离开了人世。

那时，韩潮的师傅还活着，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应了吧？我早料到……”花园街五号的厄运，好像从那时就开始了。韩潮又被讨厌的回忆缠住。像是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他快步顺着大理石楼梯，走上二楼，穿过他和吴纬的房间，走进花房。从落地长窗洒进来的明亮阳光，照得君子兰黄灿灿地耀眼。那封言之凿凿的检举信还在茶几上搁着，他走过去，赶紧揣进口袋里。

韩潮记得，康德拉季耶夫不但有大熊般结实魁伟的体格，那脑袋也着实够聪明的。他信手画出来的房子图样，只要不喝酒犯浑、赌气折腾的话，即使最挑剔的六指师傅，也会真心地朝伯爵竖起长着六指的手叫好。而且，伯爵也完全区分得出捧场的“乌拉”和实实在在的赞美，其实，他并不糊涂。但是，他喜欢“乌拉”，需要“乌拉”，隔几天不“乌拉”一次，他就觉得寂寞。于是，贝希科夫想法制造“乌拉”，讨他的欢心。

房子的建筑进度慢得惊人，时间全浪费在拆拆改改上面了，因为他画出来的房子图样，并不总是正确的。心血来潮的时候，画得好比天书，凡人根本看不明白。大家明知是错的，也不能逆着他；甚至他自己感到画错了，也坚决错到底。

韩潮记得他的师傅们，拿到像是鬼画符的样子图，只好叹息：“老毛子喝醉了，照他画的干吧！”

等伯爵酒醒以后，或者发现错得实在无法再错下去，便毫不吝惜地让工人拆掉重来。每当这个时刻，贝希科夫便引导大伙叫“乌拉”，祝贺他及时看到了，而且是他的眼睛看到的。“到底是爵爷的眼亮，要不然，继续干下去该多糟糕！”贝希科夫在胸前画十字，感谢上帝英明，赐给他一个好父亲。其实，伯爵一开始知道这是假象，但是，他愿意受人恭维，喜欢听奉承话，慢慢地，最初的清醒就被虚荣心所代替，他开始相信确实是自己制止了错误，却忘了制造错误的正是他自己。

贝希科夫把酒碗端得最高：“虎拉！虎拉！”

韩潮记得师傅们冲着他那伛偻的脊梁骂：“这个王八蛋，一点也不心疼他老子的钱！”

正是盖房子的两年，贝希科夫把一份又一份的单据、支票、账款让伯爵在“乌拉”的兴高采烈之中签字，由当时的正金银行办理财务上的事宜。被儿子的忠诚蒙蔽了的老子，根本想不到贝希科夫在捣鬼，把存在银行里的黄金、珠宝，以及其他值钱的东西，一点点转移走了。直到那场按东正教仪式举行的婚礼在教堂结束，回到花园街五号新居里来，成群结队的宾客，吃喝跳舞闹够了以后，老人家才发现儿子不辞而别，踪影全无。气得他火冒三丈，差点蹦上了天。

——最大的痛心，莫过于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对自己的背叛和出卖了。不过，到这时候，唾骂不忠诚、不尽孝的逆子还有什么用？首先应该受到责备的，难道不正是自己么？

伯爵昼夜兼程，赶到了上海，希望抓住这个孽子，恨不能咬他两口，殊不知狡猾的贝希科夫只不过把这里当作一个中间站，目的地是澳大利亚。于是，伯爵只好空手而返，靠着一些不动产，维持着他和他的妻子在花园街五号的生活。从这时开始，这幢楼房确实像一条下沉的船了。本来，顶楼是打算建成供奉上帝的圣坛的，准备雕刻许多圣像，墙壁上也计划绘满一套套宗教图画。越是感到没落绝望，越是觉得出路渺茫的人，也越虔信宗教。然而，操办这件事，虽说是功德无量，却是很费钱财的。尽管他把修房子的工人们重新雇了来，但有限的钱和他的贵族气派实在不相称。也许上帝特别成全他吧，没有让他苦恼多久，一天夜里，刘大巴掌——那时还是个打家劫舍的胡子——敲诈勒索未成，把康德拉季耶夫勒死在还未修成的圣坛上。

以后，韩潮结束了泥水匠修房建屋的生涯，走上革命道路，成了一个职业的地下工作者，刀光剑影，出生入死。虽然一直在临江活动，却早把伯爵夫人，那个妩媚娇柔的卡德林娜忘在脑后了。即使偶尔在晨光公园和吴纬接头联系，看见栅栏（如今是高高的围墙）里的漂亮住宅时，也认为那个离开丈夫连半分钟都活不下去的贵族后裔，肯定早就香消玉殒了。

一直到临江解放，韩潮在工农速成学校念到一半，硬被吕况弄出来当公安局长时，才知道那个每天在公园的林荫深处站着、朝花园街五号默默痴望的白俄妇女，敢情是卡德林娜。

“你可真能胡扯！”韩潮对管外籍居民的科长讲，“她活不到今天的。”

“千真万确是她，韩局长！”

韩潮的弱点，是同情心太重了点。这种对于弱者容易产生的恻隐之心，使他自己认为担当公安工作，多少有

些不合适。本来，科长是把这个每天窥探市委书记住宅的白俄妇女，作为形迹可疑分子向新来的局长汇报的。可是，局长却笑了：“让她在那儿看吧！就说我批准的。”

“那不合适吧！为了首长的安全！”

“我看，就是把咱俩的胆子都借给她，她也不敢碰谁一根毫毛的。”

“你了解她？局长！”

韩潮没有回答，而是问：“她现在靠什么生活？”

“教人家弹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