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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托尔斯泰

冬天去俄罗斯,处处是雪。城市里的积雪,很快就变得像一块脏抹布似的,汽车驶过,溅起邋遢不堪的泥泞,令人躲之不迭。那天,主人载我们来到离莫斯科不很远的图拉小城,然后走进密密森林和皑皑雪地中的波利亚纳庄园。从雪地里的行人足印判断,在这个季节里,大概少有什么游人光临。于是,见识到了真正的俄罗斯的雪原,晶莹、闪亮、平坦、辽阔。在雪原里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显得格外宁静,加以教堂的钟声,更多了一丝圣洁的气氛。

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现在,终于有机会走近这位大师。

在故居走了一遭以后,一位在二战期间就管理故居的老人,领着我们瞻仰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在寂寥的林间小径上,踏着积雪,走了好一会,才找到他的归宿地。要不是立有一块木牌,也许不经意间,就走了过去。这是路旁略略展宽的空地,厚厚的雪覆盖着萎黄的灌木。那木牌上的提示,口译出来,立刻,把我们感动得无可名状。

“这里休息着一位写作了一生的人,他太累了,请轻轻地走过这里,不要惊动了他!”

原文是否如此,我记不得了。但这意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俄罗斯人对这位伟大作家劳动的尊重,令我感动了很久很久。

托尔斯泰是位爵爷,庄园占地之广阔,屋宇建筑之闳大,室内装潢之豪华,各式陈设之奢侈,算得上是相当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但是,托尔斯泰的书斋,只能算是写作间,相对来讲,就显得特别狭窄拥挤了。我们几个在这书房里,很有一些拥塞的感觉。如果说,爵爷在那金碧辉煌的餐厅里,是一位毫无疑义的剥削者的话,那么,在这小书房里,埋首疾书,写出鸿篇巨著的爵爷,则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劳动者。

托尔斯泰的书桌上,摆有一本老子《道德经》的俄文译本,不是因为有中国人去才放在那里。他直到死前,对于这部著作,仍存有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使我们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更令我们产生出职业的尊敬之心的,则是这位大师的数以万页计的原稿。到波利亚纳去朝拜的人群,络绎不绝。但若是瞻仰了那宁静的墓地后,未能目睹这位文豪的手迹,那将是一件憾事。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人,不但用他的作品,也用他的劳动,为后人做楷模。

俄罗斯画家列宾笔下的他,那工匠般巨大的手,能写出中国人称作

蝇头小楷的笔画,其清晰程度,其认真精神,真让我们为之赧颜。仅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他就缮写了好几稿,那劳动量该是多么巨大。看了大师的手稿以后,才懂得什么叫作创作的艰辛。

大师的文学活动,且不说费心,仅就费力一项来说,或抄写缮改,涂抹誊清,或前功尽弃,另起炉灶,或改来改去,反复推敲,或不尽如人意,数易其稿……那纯体力的消耗,这位剥削阶级不比任何劳动阶层的人少用力气。由此可知,托尔斯泰一生写出的,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都是他付出艰辛劳动的成果。这些艺术上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固然是天才的智慧结晶,但也是一种水滴石穿式体能消耗的丰硕果实。

我们写不出来大师那些不可企及的永恒之作,但他从事创作时付出劳动的不惜气力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楷模。因此,从波利亚纳庄园走出来,不禁得到这样一个启发,才华也许不是托尔斯泰式的,但对于创作的追求,劳动中的兢兢业业,却是不应该稍逊于这位文豪的。

我们站在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被他的这一份质朴无华、本色谦逊、淡泊清净、平易近人所感动。没有**的碑石,自然也就没有鎏金的铭文,除了那块木牌外,任何可资纪念的物事,在这里是找不到的。甚至他那墓体,也与地面齐平,毫不突出。只有沉默的积雪,和积雪下沉默的枝叶,和洒在积雪和枝叶上的俄罗斯冬天的,那淡淡的、冷冷的沉默阳光。于是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这里的一切,正合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八个字的意蕴了。

成熟的谷穗便会弯下谦和的头。

成熟,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年来,文坛形势大好,一派丰收景象,那是不消说的了,然而,江河滚滚向前的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是客观世界难免之必然。于是,个别人中,浪得虚名,难耐寂寞,年纪一把,躁逐之心不死,生前就自封为盖世英雄者有之;功未成,名未就,自我感觉良好,活着就给自己盖庙纪念者有之;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光说不练,天桥把式者有之;不怕大风搧了舌头,蟾宫折桂,认为诺贝尔奖唾手可得者有之。不刻苦劳动,却顶着作家的名声,这等人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最怕这种是作家而无作品,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人了。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的遗嘱里所说的,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了。

相比之下,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生辛勤劳动,埋头写作,让人从心底里尊敬。

我看到过一个关于外国作家产量的小统计,法国雨果(1802—1885)共写了诗歌26卷、小说20卷、剧本12卷、哲理论著21卷,合计79卷。法国大仲马(1802—1870)共写作257部书。法国的莫泊桑(1850—1**3)创作中短篇小说300多篇,长篇小说6部。这数字实在是惊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泊桑的作品,大部分都由李青崖先生译过来了,这自是可信的了。大仲马的书,译成中文的,恐怕只是他全部作品的零头。雨果的数以万计的诗篇,那介绍过来的就更少了。

一般说,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数量,又从何谈到质量呢?不过在文学史上,也有写得并不很多而流传千古的。如法国的梅里美(1803—1870),和他同时代的雨果、大仲马相比,作品要少得多,但他的《卡门》《高龙巴》在读者心目中,也是不能抹煞的。所以一旦涉足文坛,便以作品较量。而时间是最严酷的评判家,我们见过多少自己宣布,或别人宣布不朽的作品,人还健在着,可作品却早就寿终正寝了。更有一些作家,也在劳动;不过,劳动的功夫全使在了作品之外,上下奔走,到处联络,那他只能算是文学活动家,而非文学家了。他只忙于他的活动,对不起,自然也就无文学可言了。

作家的一生,和工人一样,和农民一样,也是劳动的一生。

我们来看看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等一系列的长篇小说,无一不是精品。他的诗名之盛,不弱于他的小说。即使以纯字数而论,那也快是天文数字了。雨果活了八十多岁,他这一生的每一个工作日,平均下来,该写多少字,也是很可观的。

创作是艰苦的行业,“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呕心沥血四个字,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回过头来***古代作家吧,堪与雨果比美,写上万首诗歌的,大概要数南宋的陆游了。他的《剑南诗稿》存诗9300多首,是中国诗人中多产的冠军。“细雨骑驴入剑门”,就是他众多诗篇中千古传诵的名句了。算一下细账,假如平均每天写一首的话,也要用去二十五六年工夫。这份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创作劳动,不也在提醒我们后代从事此项职业的人,应该怎样的敬业嘛!写得多也好,写得少也好,写得好也罢,写得不那么好也罢,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得孜孜不倦地写下去。

否则,又何必在那儿招摇过市、自欺欺人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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