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先生说“我们还瞎吹得不够”，这算抓住了1958年的浪漫过了头后的全部问题的实质。然而，这位老***员，也有其不明白的天真之处，“吹”还加之以“瞎”，并不完全是嘴巴的过错，而应该受到责备的是耳朵。倘非耳朵需要听到这些“当惊世界殊”的高产纪录，嘴巴没有了市场，自然会闭嘴的。在中国，在有皇帝的年头里，很长时间是上面的耳朵想听什么，决定下面的嘴巴该说什么。虽然孟老夫子说过：“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但为了说得上面的耳朵开心，也就顾不得了。

所以，当第一张嘴将产量夸大，也就是韦先生所说的瞎吹，没有被打屁股，甚至获得嘉奖。那么，受到鼓励的第二张嘴，就会迫不及待地把数字加倍，第三张嘴，必然不甘落后地跟着翻番。这也是那一年夏秋两熟季节里，奇迹不断涌现的基本原因。如今，在大一点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当年的旧报纸或缩印本，很容易看到在头条位置，并加以套红大字刊登出来的“放卫星”高产纪录。根据台海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一书中的一则资料，也可看出那些基层干部的嘴巴，为了满足县里的、地区的或者省里领导耳朵听觉上的需要，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蛊惑下，是怎样理直气壮地瞎吹，一直吹到完全不可信的程度。

从下列表格中，也可看出胆量渐渐加大，数字逐步攀升的状况：

这则资料，到9月25日为止，其中小麦卫星放得最高者，为遥远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的“85**斤”；稻谷卫星的冠军，当数边陲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若是闭起眼睛一想，将这六万公斤的金黄稻谷平铺在一亩地里，也会是厚厚一层，那该是怎样一个壮观场面？稍有理智的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

韦先生在《思痛录》里写道：“老百姓无法可想，只好把几亩地的庄稼拔下来插在一亩地里，于是亩产万斤、六万斤以至十万斤的报导全登出来了。”这就是那一年大放卫星的常规作法。所以，作家菡子说钢笔都插不进

，确非虚言，我还记得有照片为证，一个小孩坐在稻田里的庄稼上面而掉不下去，因此将上述一系列数字，看作是弥天大谎，也似乎不当。谎言是草尖上的露滴，照例在太阳出来以后，就会消失。可却能正儿八经、煞有介事地在报纸上登出来，你不得不信。因此，这些与最基本、最起码的科学常识相距得太离谱、太玄乎、太不可思议的高产卫星，只能看作是出于人们创造奇迹的浪漫主义，而设计出来的让耳朵听了以后高兴的小手段。大家心里明白，不过是几亩试验田的事，无伤大雅，也就没有遭到安徒生童话里那位皇帝，穿上那袭骗子的新衣后，招摇过世，而被一个小孩指出他光屁股的尴尬。

所以说1958年，是个充满神话的年头，更近乎那个膨化了的革命浪漫时代的真实。这一切，要是追根寻底的话，都是耳朵的功能在起作用，有人要讲，正是有人爱听。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彭斯在他的一本著作里，讲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偏见时，认为：“秘密就在耳朵里，耳朵既听它想听的，也听它希望听到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讲，得有人听；听，决定讲。虽然古罗马的大演说家西塞罗，对着大海高声宣讲，但那是一种练习，如同京剧演员吊嗓子一样。如果没有耳朵，任何一张嘴巴，都不会对着墙壁干讲的。所以，耳朵比嘴巴更重要，没有耳朵，嘴巴便无用武之地。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甚至相当负责的人写出文章来，鼓吹粮食增产是无止境的，连***到徐水视察以后，也为粮食太多发愁。他对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了9000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拿11亿斤（徐水县提出全年产粮12亿斤），你们全县31多万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斤也行！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引自《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

从这番“浮想联翩”的谈话里，也不难看出这位诗人的浪漫精神。作为领袖，希望老百姓吃得好些，吃得多些，馀下来的时间，可以做别的有益的事，这份真诚还是能够体会的。但实际上，报纸上登出来的高产数字，全是嘴上功夫，真正落到实处，便成了镜**月。所以，到了这一年的冬季，还是他，在湖北武昌主持的中共*****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反对作假。于是，那些吹破天的嘴巴闭拢了，这股热潮开始冷却下来。

在五官中，眼有神色，鼻有动作，嘴有声音，但耳朵是个奇怪的家伙，永远保持沉默。除了到高老庄作乘龙快婿的猪八戒先生，能摇晃那双蒲扇般大的耳朵，表示出快乐无比的心情外，耳朵本身，是很难看出喜欢听或不喜欢听的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揣摩耳朵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然后，满足耳朵爱听的，从而能牢牢地把握住这双耳朵，便是历来做下属者对上司的一门顶尖学问。

在这方面，侍候过唐代后期敬宗、文宗、武宗的大内总管仇士良，可算一位佼佼者。他在宫廷斗争中，总是处于胜算的上风，他的敌手们始终也未能扳倒他，就是他这张嘴巴，对于皇帝的耳朵，十分管用。但年岁不饶人，到了不允许他再玩政治游戏的年纪，便求一个告老还乡。虽然权力这东西很诱惑人，可是他扶起来的武宗，翅膀**，未必会再买他的账，与其到那时落

个身败名裂，玩火者有几个不被火燎着的呢，还不如趁皇帝未翻脸前，功成身退。

这个老滑头历仕三朝，将皇帝玩在手心里，重权在握，树敌无算，最后能平安降落，也让所有人艳羡不已。那些他的同道，自然要来给他送行，免不了向他求教固宠之术，老公公对众宦官们宣传他的耳朵哲学：“列位兄台，恕老身直言，天子是不可以让他闲下来的。你们要经常想办法弄一些声色犬马，甜言蜜语，满足他的耳朵的需要，而且要花样翻新，日新月异，让他没功夫顾到国家大事，这样，诸位才可以得志发达。尤其不要劝皇上读书，接近知识分子，他一看到前代兴亡的历史，忧国忧民，那我们就会被皇上疏远，一旦如此，大家也就没戏了！”这番临别赠言，说得一个个心服口服，拜谢而去。

鲁迅先生总结过，中国人作为草民的历史，无非两者，一是当顺民的年头，一是想当顺民而不得的年头，中国人非常之不敢造反，到最后官逼民反，无法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还是一心一意等待着招安。中国人的顺民思想，对于**压迫的承受能力，达到惊人的麻木不仁程度，使得皇帝坐稳江山，使得中国在经过三百多个皇帝的痛苦磨难以后，才爆发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制度。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往上数，在他们的历史上，找不出这么多朝代，这么多皇帝。这说明了一点，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当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再没有比中国人听话，驯服，好领导，安分守己，不敢造反的了，还用耳朵干什么？所以，无论摊上多么混账的帝王，白痴的天子，实在撒烂污的统治者，以及自以为英明无比却折腾得老百姓无法安生的领袖之类，无论他们怎样蹂躏作践糟蹋摧残，老百姓只要想到自己不过是予取予夺、悉听君便的草民，都会匍伏在地，山呼万岁的，只要不杀头，便皇恩浩荡了。

所以，长在皇帝脑袋两边的耳朵，可就对老百姓的祸福利害，成了性命交关的事情了。假如是好皇帝（如果有的话），能听到老百姓痛苦的万分之一，也许多少体恤一些下情，他的子民，能生活得不那么受罪。假如是个不好的皇帝，那双被仇士良等蒙蔽了的耳朵，肯定听不到一丝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中的哀鸣，那么他统治下的中国，就别想有一天安生日子过。

怎样使皇帝的耳朵不管用，除了仇士良的“娱其耳目”外，无非两术，一曰隔离，二曰包围。我们到故宫走一遭，便会从紫禁城严密的内向性结构看到，那由高墙重重套叠起来的皇宫，其终极目标就是隔绝一切外来的声音。因此，“上达天听”，在封建社会里，是要比中六合彩更难碰上的好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在最高权力的周围，除了这种物质的墙，隔绝与外界的联系，更可怕的，紧紧围裹着统治者，还有一道简直是水泄不通的精神上的墙。所以，指望皇帝的耳朵，能听到两道墙外老百姓的声音，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皇帝究属少数，五千年来的中国，也就三百多位，何况，有皇帝的封建社会，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但这种会被隔离，会被包围，会被“娱其耳目”的现象，却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事情。所以，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双耳不闻窗外事”，固然不好，“一心只听奉承话”，那就更不好了。怎样使自己的耳朵，破墙而出，能听见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听得下不那么爱听的声音，也就会避免重蹈韦君宜先生在《思痛录》里所说的那些覆辙了。

（本章完）